谷牧

谷牧（1914-2009），曾用名刘家语、刘曼生，出生于山东荣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改革开放事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11月6日逝世于北京。

谷牧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人生，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自1978年底到1988年初的近10年中，谷牧一直在国务院中主管对外开放工作；曾任国家建委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积极支持者，是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有评价称他为“经济特区CEO”。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个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就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突出——先行先试的深圳就是答案。

为什么是深圳？深圳人难忘谷牧——这位中国开放的操盘者、经济特区的CEO。谷牧次子刘会远是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且听他来还原日常生活中父亲的叙述，或许会告诉你答案——

刘会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中日友好影视制作中心主任，现已退休。谈到父亲给自己人生带来最大影响，刘会远认为是“平民意识”：“记得有次我们到学校填履历，我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我回来问我爸爸，我说按您这个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三个字——公务员。”

今年63岁的刘会远在接受采访时，给记者的感觉同样是谦和、低调，他婉拒了记者要登他和谷牧父子合照的要求，“父亲从不愿子女通过自己提高知名度”。

1984年发现特区新问题

刘会远正在为人民出版社写作一部关于父亲的书：《时代大潮中的谷牧》。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父亲的那句话——“要坚持专业精神，就不能只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也不能对下面做的过头的事情不给予及时纠正。有时候会闹得不愉快，但从坚持专业精神来讲你必须做。”

给刘会远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并充分肯定“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后，特区度过了最困难时期，《谷牧回忆录》里提到：“……被后来艺术家歌唱的‘春天的故事’来临。我们迎来了对外开放好形势，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

但父亲很快发现了特区的一些新问题：第一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有点长了，摊子铺得大了，深圳尤为如此。1984年基建投资达20亿元，而且非成产性项目投得多，造成经济生活绷得过紧。第二是产品出口上得慢，1984年4个特区加起来才4亿多美元，办起来的许多生产项目，产品内销部分较多。当年进口大于出口10亿多美元。第三是利用国内外差价，做倒手生意，违法经营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内地的广泛议论。特别是第四，对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特区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同议论。

后来中央开了几次会做了许多工作，特别邓小平同志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下决心调整充实了深圳的领导班子，深圳和其他几个特区的这些问题才逐步解决。

不提“海南20年赶台湾”

给刘会远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海南特区的，也发生在1984年。

那年3月，全国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的召集者谷牧做了个引导性的讲话后，海南到会的负责干部追问：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谷牧在回忆录中说：“在当年2月14日小平同志找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特区和开放工作时，确实曾讲过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将是很大的胜利。在我的讲话中的确没有引用这些话，这不是无意的疏漏，而是有意暂且不提。小平同志那篇重要谈话，开宗明义说明他讲些意见‘请大家讨论一下’。其中关于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厦门特区的内容，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讨论了，决定要办；而海南用20年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件事并未讨论，我怎么好讲？而且用‘赶台湾’这种说法来表示就更不准确了。”

刘会远说，当时父亲说：“我牢记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时，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说过：毛主席的谈话，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不能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我对小平同志讲的这一句话，就是按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去对待的。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话，意在强调加强海南开发建设，但是20年内发展到台湾的经济水平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海南的负责同志大概是想用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促进各方面支持海南的工作，用意是好的，但要求急了，不可行。后来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公开发表时，也没再提这句话。”

1988年时，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的工作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回忆录中不提子女名

回忆父亲的教育给自己人生带来的影响，刘会远认为那就是“平民意识”：“他有一种平民意识——我是从农村里的一个师范学生一步步做起来的，你们子女也要靠你们自己本事。你看我父亲的回忆录，提到他的儿子们、子女们，都是我的二儿子、三儿子，都不说名字，不去给你们提高知名度，你们要让社会认识你们，要靠你们自己的业绩。”

刘会远说：“父亲对我们下一代既关心，同时要求又非常严厉，非常严格，有时候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回忆录里面他只提到我大哥，那是因为他在1962年当兵，进入了西藏前线，周总理表扬了他。其他都是‘我的二儿子、三儿子’，都不说名字。我父亲他觉得孩子们仗着父亲成了知名人物，对你们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他从小读师范，师范里的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读师范是免费，而且还给生活补助，所以他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意识：你们要靠自己。

谷牧要子女们自己锻炼，自己成长起来，所以对刘会远一生成长影响非常大。刘会远回忆说，“我记得困难时期，我母亲病得很严重，照顾不了我们了，我父亲就跟他部队的老战友说，能不能帮我的孩子找一个学校住校。我们到了部队的学校以后还要填履历，我周围的同学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我回来问我爸爸，我说按您这个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三个字——公务员。”

那个时候一般人没有公务员这种概念的，刘会远到了学校真填了父亲是“公务员”， 同学们笑话他，“因为同学们概念里‘公务员’就是‘勤务兵’，帮他们家打扫卫生的。但是我们老师知道，老师是旧社会受的教育，那个老师叫吴天向，对我很看重。同学们老说这个老师向着我，我说我没觉得。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可能跟他比较敬佩我父亲有关，因为我上学从来没有专车接过我，都是我一周回去一次，这些对我们成长，从后来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

（晶报记者 吴欣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世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