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7月任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不足半年后，吴奇凌突然辞去公职。

作为当地最年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县领导，吴奇凌曾被看作当地政坛新星。

公开资料显示，吴奇凌1981年出生，200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随后留校工作，200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13年获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

2011年，吴奇凌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任上远赴贵州，挂职担任凤冈团县委副书记，之后任凤冈县委副书记，遵义新蒲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15年7月任中共凤冈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有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经历。

吴奇凌的辞职报告显示，辞职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去尽孝，二是去充电。他在辞职信中引用民族英雄戚继光的诗句写道：“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昨天，吴奇凌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独家专访。

内心挣扎了一个多月 以后是个瓷饭碗

中国青年报：80后，博士，常务副县长，政坛新星……这些都曾经是你身上的标签，看上去前途一片明朗，为什么突然辞职了？

吴奇凌：我内心挣扎了一个多月，最终迈出了这一步，辞职前也征求了一些领导、朋友和家人的意见，省、市、县都有领导多次找我促膝长谈，当然有不少挽留的声音，但我想来想去，到了自己给自己一个决心的时候。

中国青年报：那是什么让你最终下了这个决心？

吴奇凌：两件事在我心里筑起了一道坎，迈不过去。

2014年，我父亲做甲状腺瘤手术，当时我在遵义的新蒲新区工作，接到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时，我手上有几个区里的规划正在搞评审，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记得我给父亲说：如果瘤是恶性的，我马上赶回武汉，如果瘤是良性的我晚点再回去看他。手术结果是良性的，他手术完出院后，我才抽时间回去陪了他一天。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危难时刻听到儿子这样的话，太残忍了。

2015年，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县里正值“五大环境”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我是主要负责人，又没能立即赶回去，母亲出院一个月以后我才回家，我回去的当天，母亲血压又高到200多，送到医院抢救。可第二天我又赶回了县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都愧疚难当，也就有了心结，父母怕添麻烦不愿意到我工作的地方，体制内调整调回武汉几乎不可能，辞职回去是我能想到的路。

中国青年报：迈出辞职这一步，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吴奇凌：以前在学校工作，后来到地方政府工作，革命靠自觉，都是别人眼里的“铁饭碗”，未来的工作，可能就是个瓷饭碗了，紧迫感和压力随之而来。体制内规规矩矩，制度健全，但有限制、有束缚；体制外，可能有更多自由新鲜的空气，但也会挑战更大，困难更多。

中国青年报：现在会有不舍吗？
吴奇凌：会。其实在县里工作，还是得心应手的，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特别是作为外来干部在工作中没有人情因素影响，可以更加公正客观地处理一些问题。领导对我的工作表扬得多、批评得少，坦率地说，在大家眼里上升势头也很好。

每每看到一些人在网上“口诛笔伐”基层干部，我还会跟他们辩论几句，我在基层看到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收入平平，事务繁杂，压力巨大，兢兢业业的， 绝大多数周末都休息不了，有时候碰上一个周末能歇歇，我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休息了、不会娱乐了。大家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情感很深。

在辞职信里，我说道：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我可能要去体制外另一个战场了。

新岗位，我必须学会对我的老板负责

中国青年报：新的职场、新的岗位，会预见到哪些新的挑战吗？

吴奇凌：现在开始，我必须学会对我的老板负责，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要开始沿着企业的战略、规划前行。

可以预想，首先面对的是思维模式不同，地方政府工作更侧重于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宏观经济运行，而企业更加侧重于商业运营，毕竟利润才是企业赖以发展的基础。

其次可能是管理方式的不同，在县里做领导工作更加宏观，把方向多一些，具体的事各科局、乡镇有健全的班子去落实，在企业，既要有宏观，又要有中观和微观，你必须掌握每个细节，特别是为了减少冗员，扁平化管理，有时你可能要亲自做办事员该做的事。

可能，最大的不同还是身份地位的变化，从主席台上到台下的变化。

中国青年报：对未来还有什么畅想？

吴奇凌：有家、有国、有业、有爱。

中国青年报：相信还会有像你这样的干部正在体制内和市场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你觉得你的身上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和他们分享的？

吴奇凌：不敢谈经验，谈点感受。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的干部队伍选拔和培养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在不远的将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无论是想在体制内有所作为，还是想在体制外转型成功，真才实学是关键。

特别是青年干部，能有机会多岗位锻炼一定要争取，哪怕不管什么级别不级别，也要勇于尝试：经历就是阅历，阅历化作能力。在行政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干部，尽量能把小事做成有意义的事，工作之余，一定要挤出时间多关注当今经济形势的变化，多看看书吧。

公务员辞职都去了哪儿？

“公务员”似乎一直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他们看到的是福利待遇，体面安稳；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不愿意忍受低工资，因为还有对更广阔前途的向往。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2015年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

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热也有所降低。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似乎成了所谓的“公务员离职潮”出现的原因。

像吴奇凌一样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不少官员的选择。

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

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

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2015年6月，原菏泽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出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2015年9月，时任山东省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辞去公职，加盟民营企业深圳华大基因。

2015年12月，时任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管理总监、此前担任潍坊市副市长的夏芳晨辞职，后出任阳光保险集团副总经理。

2016年8月，时任青岛市副市长刘明君辞职获批，出任中信泰富这一券商的高管。

2016年9月，原潍坊市副市长潘强辞官下海。

但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