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言民先生的遗稿，写于三十年前。幸冯作明先生保留有手写原稿，分享与我，方得与读者见面。王言民先生是作家、诗人，也是书法家，遗憾英年早逝。今读旧作，如晤其人。恍见列位博山艺术大家朱一圭、王延山、蒋正和、胡升刚等，在高峡平湖把酒临风，宠辱偕忘，其喜洋洋矣！
一
近几年，朱一圭和所有出了名的人一样，各种荣誉和头衔接踵而至。镁光灯盯着他的那张坚毅的脸，闪个不停，然后连他的形象一起连篇累牍地见诸于报端和刊物。应当说，所有的那些赞誉并不过分，过分的倒是他本人，他总是躲开那些喧闹的地方，仍旧和过去那样默默地生活着，工作着，置各种名誉于度外。这一点，熟知他的为人的人，仍然感到他依旧是原来的那个人，依旧简装布衣，依旧是木讷而沉稳的样子。你要与他谈话聊天，仍旧是那副永远思索着什么的神情。
如今，朱一圭可不再是微不足道的陶瓷艺人了，他已经功成名就，是淄博美术陶瓷厂的总工艺美术设计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淄博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博山区政协副主席，成了现代画坛公认的陶瓷艺术家……这一切绝然不是生活对他格外的恩赐，而是以他顽强的追求和奋斗换来的。然而，他仍把这一切看作虚名，他认为，重要的还是他的艺术。他懂得什么叫永恒，因此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上，在一般的会议桌上，要找到他太难了，他的身影几乎永远贴在工作台上。
我们走近他，他很热情，总是那么真诚，但他永远不放弃思索的权利，善于思索，捕捉灵感，成了朱一圭的第二天性，思索孕育，是他的积累，他会突然像触电一样，在黑夜中让人瞬间能看到山川河流和季风摇曳的树影，使你的心灵不再感到孤独，感到大自然和生活的美好。
朱一圭是一个不知疲倦、不断思索的艺术家，总是充满了创作欲望和炽热的激情。
二
身份和地位的改变，使朱一圭更加谦逊和朴实了。到他住家找他，那是必得有向导才行。到朱一圭家，要经过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胡同，窄到两人碰面时，必须要礼让一下才能过得去。然后是一个大杂院里那18平方米的古老的青瓦平房，屋里拥挤得几乎没有插足之地，你绝不相信屋里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登上艺术殿堂的艺术家，惊愕之余，面对主人，你立即感觉到你走进了一个非常深邃的历史通道，这里足以震撼人的灵魂。它会吸引你向纵深处穿越。你将慢慢从他丰富的精神内涵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朱一圭的艺术生涯，是一部含泪的生命史。他的每一步深深印着生活的艰辛，他在登上艺术殿堂、端坐在某个辉煌位置的时候，罩在他头上的光环，都是用眼泪和汗水灌注的，即使这样，你平时也听不到朱一圭抱怨命运的只言片语。像默默接受荣誉一样，朱一圭也默默承担了一切磨难和不幸。
不幸和磨难，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叩他的命运之门，11岁，他单薄而脆弱的心灵就被丧父之痛击碎，家庭支柱倒了，顷刻，一切生活的重荷压在他稚嫩的肩上，像山洪爆发摧毁堤坝一样，摧毁了他天真而幸福的童梦。为生存计，为了母亲和幼弟，他到烤花作坊里画碗，开始走上漫长而艰辛的生活道路。
画窑货挣钱糊口的人，在山头镇，何止成千上万，这种劳动又苦又累，单调而机械，几代人，画了一代又一代，直到画驼了背，也还是那几个一成不变的老样子，什么“太师少保”“花有清香”之类，对别人来说，熟到闭上眼睛也能一笔不走样地画出来，并且以此沾沾自喜，津津乐道，而朱一圭，他早已从这里边体味到了一种被庸俗俘掠与同化的危险。从童年时代就对绘画艺术的爱，现在又萌动了一个新的渴求。当一辈子画匠是最没有意思的事了。他机敏的触须开始了寻找。
三
使他有幸免于在窑货堆里湮灭灵性的，除了他自身的素质外，是他的表兄路大荒和一位有眼力的女画师张淑贤。他们从眉宇间发现了朱一圭的一种闪光的潜质。路大荒对他说：“你还是在家乡做一个土生土长的画家吧。”
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起绘画来。女画师一边教她学问，一边教她画画。这种启蒙教育，对朱一圭来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非常幸运的。就像一个出远门的人，手里必须加一把伞一样，一旦下起雨来，可免遭雨打，他同样用手中的画笔，把俗气和平庸抵挡住了。俗气和平庸这种极具侵蚀力的东西，简直像病菌一样，一旦染上它，就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在艺术长河里，多少有才华的人难逃这种随俗从流的厄运。朱一圭的起点就在一个正确的跑道上。
于是他拼起命来了。朱一圭常说：“认定一个目标，你就应当毫不姑息自己的一切去争取达到。”他涉猎的范围很广泛，国画，书法，雕刻，制砚，并且潜心研读古今中外名著，他从古代文化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俄罗斯文学里学到了深厚与质朴，从西欧文学里学到了博大与精深。他欣赏到列维坦的抒情诗人的气质，赞叹毕加索的破坏的勇气，从莫奈、梵高里，懂得了也品尝了艺术变革的那种老辣的涩味。这一切，使他具备了一种狮子般吼叫的勇气，也具备了老黄牛的无限的韧性。他已经有了向平庸挑战的能力，执在手上的画笔，已经可以向一个崭新领域，向一种高层次展示一个艺术家心灵的悸动了。
这种苦行僧式的刻苦的生活，使他产生了某种飞跃，也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时，病魔受死神的差遣，又一次叩响他的命运之门。多年来，经常从深夜熬到黎明，白天又要坚持上班，街坊邻居整天见不到他的影子，忘记了他的存在，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咳嗽，把一汪汪鲜血吐到墨染的宣纸上。起初他根本不当回事，后来越来越厉害，脸一天比一天蜡黄消瘦。在别人的催促下，他才到医院里，医生告诉他，必须动手术，你的肺部有肿瘤。20岁的生命被病魔横挡在了美好憧憬的门外。
熊淑文，一位让人崇敬的女性走进了朱一圭的生活，她有着诗人的气质和画家的才能，她不顾世俗偏见，深深地爱上了朱一圭。
她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始终如一地安慰关心他。朱一圭读过但丁的《神曲》，面对地狱，他平静地对她说我是去死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生活。朱一圭面对死亡的威胁，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在他看来来到这个世界和告别这个世界是一样的自然，只是，丢下了艺术，他才真正感到痛苦和遗憾。
女朋友的爱和她顽强的毅力，使他战胜了死神，命运向他露出了微笑。出院时，他回到他的幽暗的画室，发现墙壁上悬挂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女朋友知道一个从死亡边缘上活下来的人，看到这种永恒的微笑，心里会生出宽慰与激情。
四
契科夫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平民阶层的作家登上艺术高峰，要比贵族阶层的作家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达到，对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庸俗更可怕的东西呢？艺术和在生活底层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来说，几乎是两极的距离。朱一圭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像其他人一样，不断受到生活种种的诱惑，这些诱惑像无数只手向平庸乏味的泥淖里拉他，对他来说，只有一步之遥，他即可陷进去，万劫不复。但是朱一圭选择的是探索一条漫长跋涉的艺术新路，他要赋这些黑色的陶土以新的色彩和新的生命。
在博山这个陶乡里，流行着一句俗语：人一辈子谁不打个黑碗？这里除了有另一种含义外，还说明了黑碗的极不值钱。朱一圭就是从这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黑陶里，找到了能释放他才能的艺术天地，使他的才华在1300度的窑温中，一次次接受冶炼。
这里有一个记录，可以使人既吃惊又不得不敬佩朱一圭的顽强精神。在立粉彩陶这个陶瓷史上突破性的试验中，几乎达到了近千次，每一次失败都像烧红了的烙铁一样灼伤他的心灵，每一次失败在孕育成功的同时也产生绝望。失败带来的心理障碍，甚至比冷嘲热讽更难跨越。当他终于听到实验成功的消息时，他平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时的那种激动心情，盈在眼眶里的两滴清泪，始终晶莹久久地在闪烁，这里喜悦已经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人格的完美与升华。他的挂盘在国际展览中标出高价即刻告罄，而他的人格呢，却是无价的。
1979年2月，他的代表作《竹鸡》被选为国礼，随邓小平出访美国，飞到大洋彼岸，赠送给了美国的参众两院。这件有意义的作品成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镁光灯射下了这伟大的一瞬。
五
立粉彩陶的实验成功，他的妻子比他更激动，甚至是心酸。不堪回首的往事，却在这时刻挥也挥不去。磨难是朱一圭生命的一个很长的环节。“文革”期间是最突出最惨重的一环。
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一夜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反动技术权威，在劫难逃的厄运一下子就掳去了他12年的宝贵光阴。监督劳动清扫垃圾代替了有灵性的艺术创作，失望孤独制成了一张透不过气来的巨网，无端的冤屈，无法排遣的痛苦，不断地折磨着他，他的人的尊严，他的神圣的艺术，被无情的海洋吞没，化为灰烬，他的工作室，他的刚刚植被茂盛的绿色的艺苑，顷刻间成为一片焦土，朱一圭在这片废墟上站成了一尊雕像，苦苦思索着俯身捡拾的是思维的碎片，这是他唯一未被剥夺的权利。他要重新凝铸他的艺术观，完成他的弘扬民族文化的宏愿。
那时，没有人敢接近他了，他每天早晨要比别人更早地徒步走十华里路，赶到厂里打扫卫生。书包里装的是煎饼，咸菜，生活拮据得几个月不见荤腥。每天他遭遇的是蔑视的眼光，无休止的批判，必须承认的莫须有，否则，将课以更严厉的惩罚。磨难当中有磨难，年逾古稀母亲以及岳父母三个老人相继瘫倒在床，女儿、儿子还小，不谙世事，在学校受到别人的凌辱，回家来哭鼻子。苦难的极限便是麻木。朱一圭一边蒙受屈辱，一边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当孝子，做好女婿，好丈夫，好爸爸。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站在院子里，仰天发出浩歌长叹呼唤力量。维系朱一圭的生命之弦，几乎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而信念之舟也面临捲沉的厄运。
在这险恶的环境，在这多灾多难的生活里，他妻子与他患难与共。她妻子也是画家，她有她辉煌的才能，但是她却知道自己的责任，总不能两个人一起毁了他，把自己的才能小心翼翼地掩藏在心灵深处，把大部分的家务活揽过来，让朱一圭遇到的永远是安宁和温馨的目光，这目光犹如无风无浪的港湾，使朱一圭受伤的心灵得到宽慰和暂时的安歇。她把一切烦恼都挡在18平方米的外面，挡在她爱心所能波及到的遥远海域之外，朱一圭在这里获得重新能活下去的勇气。
几年来，常常是利用中午一个多小时吃饭的时间，不管是风霜雪雨，熊叔文骑车匆匆赶回家，照料好三位老人，婆婆、母亲病重完全不能自理，她要给她们先后换下尿布，以最快的速度做好饭，恭恭敬敬地端在他们面前，还要照料孩子，常常自己来不及吃饭，就急急忙忙地回厂上班。晚上回家来一直熬到深夜，洗好又臭又脏的尿布，料理好一切杂活，然后自己才休息几个小时。那时她像一个上足发条的机器人，几年里，把自己熬成了一颗瘦挺挺的高粱杆。流了多少泪，做了多少噩梦，只有枕头知道。一到人面前，她安详平静到像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永远微笑，坚强得不向任何人诉苦。母亲看着他心疼，只想找个头去死，来减轻她的负担，这一切她都默默承受下来，只是为了让朱一圭在饱经忧患、尝尽世态炎凉的人间不幸里面，也能进入一种完全的充满活力的艺术想象中，心灵不被封冻，艺术清流不被污染。
六
朱一圭在这片黑土里长成了一冠树，葱郁的大树，每片树叶在阳光下摇曳着炫目的光芒，这棵树拔地而起，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向人们展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风采。
朱一圭的立粉彩陶挂盘发展了花斑釉的绚丽多彩的特长，通过高温窑变使大黄，粉蓝，铜绿，玫红等几十种颜色大放异彩，加上新颖别致的构图，成了人人喜爱的艺术珍品，把它称作魔幻艺术，国内外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自己成了画坛上名闻遐迩的陶瓷艺术家。
他的作品是他生命的心灵的歌，显示了朱一圭多彩多姿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里，色彩与结构已经不再板滞，而是灵动，不再是单一，而是多层次，充分显示了朱一圭的创作才能。他所使用的绘画语言，既是民族的，同时也融进了西方的现代意识，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是我国陶瓷艺术宝库里一颗耀眼夺目的珍珠。
朱一圭的艺术成就使他在艺术界有了许多知音，许多朋友，有画坛仅存的耆宿，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画坛新秀。他们从北京，天津，上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山头小镇，吴作人，黄胄，侯一民，范曾，吴冠中等等，名字可以列一大串，他们带着好奇求知，想欣赏这位点石成金的独辟蹊径的艺术家，怎样作画，怎样生活，他们很快就找到这位艺术家的闪光点，发出由衷的赞叹。
著名歌唱家吴雁泽，今年夏天新婚燕尔后到故乡来，专门拜访了朱一圭，他们在艺术探索上有相似之处。吴雁泽在融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上开创了声乐界先河。朱一圭在继承中国画的传统上，同时也吸取了西洋绘画的技巧。我们在欣赏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当中，为什么都同时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感受到了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他们在掌握音乐语言和绘画语言的技巧上有高度的和谐性、统一性，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高层次的艺术对话，因此，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的荣誉，成为淄博人的骄傲。
朱一圭是位有个性的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不落前人窠臼，不断啄破束缚自己的外壳，孵化出新意。他的沉潜的创作风度，他的远见卓识不断促使他往前走去，近年来，他又把立粉彩陶的技艺开辟了壁画这个新的领域，在全国许多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的墙壁上，高悬着他的立意新颖、雄浑中透着灵秀的壁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他的小壁饰在美国卖出了极高的价钱，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越来越走俏。
七
著名画家范曾到淄博美术陶瓷厂参观访问。他站在朱一圭作品面前，久久凝视不动。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朱一圭的经历和他在艺术方面所达到的境界，深深感动了他。他挥毫写下一首诗，“千锤百炼艺为囚，苦恨艰难五十秋，一圭生涯本是土，无穷智慧冠同俦。”高度赞扬朱一圭的艺术。这些年，他虽然有了名望，有了地位，仍然淡泊名利，仍然甘心囚在艺术事业里。不要说别的，光是副厂长这个头衔要一套宽敞舒适的单元楼，根本不成问题。厂里领导照顾他，一次次催促他搬到厂区宿舍，这里有诸多方便，但他还是拒绝了。他深怕日常生活的应酬，破坏了一种极为珍贵的艺术氛围。那一年，他以省劳模的身份到太阳岛疗养大自然的美，生活的舒适恬静，并没有让他陶醉，只是在疗养院圣地待了一半时间，他便匆匆赶回厂。“我是土命，我的生命离不开黑陶。”
还是那18平方米的老住屋，老住屋的简陋和陈旧掩盖不了这位历经磨难的艺术家的光辉。他每天仍旧骑车来回赶班，路上碰到他，他会向你微微一笑，如果你细心就会观察到，岁月在他的两鬓和额头上留下了痕迹，而他仍是那个样子，脸上充满了刚毅，仍旧是在永远思索着什么的神情。（王言民）
1992年8月20日
来源：颜山孝水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