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古今之民智，承千载之悠思。浩如烟海的古籍凝聚着古圣先贤的深邃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令中华文脉不曾中断。被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所谓“四库”是指经库、史库、子库、集库。唐朝时，就已经有了四库的名称，把儒家的经典——经部的书放在一个库里，历史书放在一个库里，诸子百家的书放在一个库里，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等放在一个库里。每个库都有管理人员，朝廷设岗称其为经史子集四库，自此四库的传统便流传下来，沿用至清朝。

《四库全书》纂修对当代文化战略有什么启发？近日，在山东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系列专题学术讲座上，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学院院长、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杜泽逊就上述问题作出讲解。

乾隆为何要修《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中的3400多种书，全部都是手抄在雪白的纸张——开化纸上。手抄以后，用包背装的形式装订。它的封皮很讲究，分四种颜色，代表春、夏、秋、冬。

关于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的起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盛世修书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太平盛世要修书，修书干什么？作为文化事业，传之于后代，好让后代人知道他重视文化。第二，清朝的帝王喜欢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修书。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修书的工程，如《全唐诗》《全唐文》《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流传到了今天。第三，乾隆皇帝的雄才大略，是超越其祖父康熙皇帝的。乾隆时国家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个时候修书，无论是文化上学者的人数、学者的水平，还是经济上的能力都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就有了修一部更大的书的基础和条件。第四，这一时期学术方面的发展也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康乾盛世之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也正是这批学者对学术的不断探索，让整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一部可以包容万象、纵览古今的丛书，更进一步推动后世学术的发展。

《四库全书》是怎么修成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向全国下诏，要求各省的巡抚和学政向朝廷献书——皇帝要建立一个大图书馆，以便自己看书。在这个过程中，安徽学政朱筠建议将《永乐大典》中的佚书辑录出来，乾隆皇帝认可朱筠的提议并派刘统勋督办《永乐大典》辑佚事务。后又下令将从《永乐大典》中所辑佚的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四库全书》纂修就有了眉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成立修书机构“四库全书馆”，也叫“办理《四库全书》处”，成了常设机构。总裁就是刘统勋，还另设副总裁，这个班子逐渐完善起来了。

各处书献上来以后，“四库全书馆”馆臣展开编辑工作，将入选书目审一遍，整理并确认入选《四库全书》的书籍，然后再交付誊录手抄写。鉴于书册大小不一，便全部用开化纸，工楷重新誊抄，统一装潢。前后共有3000多人参与《四库全书》的纂修。经过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部巨大的书就整整齐齐地修好了，誊录了七份，放在了七个地方：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杭州文澜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以及镇江金山寺内文宗阁。

《四库全书》仅三部半存世

《四库全书》的纂修，离不开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程晋芳、姚鼐和翁方纲等多个重要人物。总纂官纪昀可以说将其一生都贡献给了《四库全书》，陆锡熊主要负责《四库全书》的错误检查工作。戴震，身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之一，非但经学厉害、文字学厉害，而且通古代的算术、天文，像《九章算术》这些书都归他修，他干出的工作都是样板。史学大家邵晋涵则是史部的台柱子，《旧五代史》就是他从《永乐大典》里辑出来的。翁方纲留下了一大摞关于《四库全书》提要的手稿，即《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是为“四库学”研究史料的重大发现。

在鼎盛的乾隆年间，纂修这么一部空前巨大的书，在当时应该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四库全书》总共抄了七套，还有一套底本存放在翰林院。这七套书到今天存世的只有三部半，毁掉了三部半，幸存的三部半也全都因种种原因挪移了地方，无一部还在原处。

翰林院的四库底本，主体部分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前夕被大火焚烧掉。当年，各地献书都运到翰林院，存放在敬一亭，在那里登记、盖戳，准备《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发还原主，但因种种原因，《四库全书》仍存放在敬一亭。八国联军进北京前夕，翰林院不断发生军事冲突，这些尚未发还的书被付之一炬，留存下来的很少。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四库全书》，在太平军占领扬州和镇江时也全部被放火烧毁，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放火烧圆明园时亦未能幸免于难。

皇宫里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撤离时被带到台湾，现在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在中国和苏联珍宝岛冲突的时候，被紧急调拨到甘肃兰州，后兰州新建了文溯阁用来保存《四库全书》。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被搬到了北京图书馆保存，较为坎坷的是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文澜阁被太平军推倒，《四库全书》被压在乱瓦之中。当地的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雇用了很多人夜里潜入杭州城里，从乱瓦之中把那些书偷运出来，大概抢救出一半。他们不断根据《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抄录，到民国年间，浙江地方又派人四处找书，基本抄齐并保存在杭州的库房。

《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辛亥革命以后，对《四库全书》的评价贬大于褒，认为这是有预谋地篡改古书的行为，这一说法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弭。当前，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位《四库全书》呢？

首先，《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四库全书》既是一部体量巨大的丛书，也是儒家典籍的总汇——相当于一部“儒藏”。《四库全书》还保存了很多珍贵典籍。民国时商务印书馆曾将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珍贵罕见的典籍辑印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在《四库全书》修书的过程中，对许多流传于世的书籍中的错误作了订正，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很多重要典籍，如宋苏过的《斜川集》就是四库馆的馆臣周永年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因此，《四库全书》在典籍的校勘和辑佚工作上具有很大的贡献。

此外，《四库全书》的分类法是中国图书四分法的集大成者，具有典范意义。古代典籍的图书分类法以《四库全书》的分法最为完善也最具代表性，它将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若干小类，称之为“四库法”。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副产品，从《四库全书》中衍生出的相关书籍不下几十种，这些副产品也是不朽的作品。不过，《四库全书》也有一些欠缺，如篡改行为、誊录底本失误、誊录错字、辑佚不彻底等。

《四库全书》对后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因纂修《四库全书》还引发了一个学科“四库学”，乾隆以降，陆续产生了一批四库学新成果，例如《宛委别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因为纂修一部书而引发一门几乎是显学的专门学科，《四库全书》也许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受人瞩目的。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把当时流传于世间的古书都收集起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选择、对每一部书作评价，并且进行系统分类，从而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大总结。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四库全书》做的是一项了不起的“一体”工作，继承了司马迁《史记》以来的传统，把我国文化的“多元”逐步汇为“一体”，把无数支流汇为长江、黄河。我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是经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共同努力形成的。只有实现文化上的“一体”，才有文化上的认同，只有实现文化上的认同，才有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四库全书》。（朱子钰 李梦馨 胡玉翠）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