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余出生在书香世家。他曾回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他的祖父陈百川是清朝的举人，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陈百川在家乡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百川小学，陈吉余当年就在该校就读，年幼的他在那里第一次展露了他的地理学天赋。当时，祖父在他的床头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我每天一有空，就看这幅地图。”在玩儿的过程中，当时全国2000个县的名字，陈吉余几乎都记得。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吉余为了继续求学，一路辗转来到湖北沙市，就读于江苏多所中学组建的联合中学。在重庆，他读完高中，考取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时的浙大，地理学大师辈出，竺可桢、张其昀、叶良辅……他们的精彩讲课和人格魅力，让陈吉余对地理这门学科愈加如痴如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8月至11月，陈吉余随浙大经贵阳、长沙、上海搬迁回杭州。

质疑李四光“冰山谷地”

1946年底，回到杭州不久的陈吉余，在导师叶良辅安排下，为治理钱塘江，开始了钱塘江、杭州湾两岸地形地质考察研究的第一步。1947年3月，年轻的陈吉余在《浙江学报》上发表论文，破天荒地运用动力地貌学观点，科学地对钱塘江河口动力地貌特征、泥沙运移与河槽变形、沙坎的形成及历史演变进行了开创性的科学探讨。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李四光已誉满全球地质界，他经过数十年努力，对我国确存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47年，李四光两次到杭州九溪作冰川考察，认为距今二三百万年前第四纪时，杭州西湖尚为一片冰雪世界，当时龙井是一处储水盘谷，承受大量冰雪，经九溪十八涧东南流出，形成九溪十八涧险峻地段。

陈吉余当时在《浙江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杭州之地文》，对钱塘江通航和乍浦港进行探讨。其中关于“冰川质疑”的内容，从地貌形态、疏松沉积物及冰川产生的条件三方面，对九溪“冰川谷地”提出质疑。结果，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杭州冰川学说”也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最早提出取水长江河口

1990年7月，上海刚入夏便遭遇连续高温，全市自来水日供水突破470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而且，黄浦江上游来水日趋枯竭，导致中下游污水上涌，自来水水质下降，部分地区居民反映自来水带有臭味。上海不得不求助苏浙两省，从太湖开闸放水，但因下泄流量有限，对各水厂取水口水质的改善并不明显，成为上海水源紧缺的一个警告。

当时，宝钢已在长江岸边引水，陈行水库也已获批准，正在建设，但库容只能供应40万吨。如果另觅新址建库，就需要一段江岸和一个较宽的滩地。但从宝山区大陆岸线而言，已无可建的岸线。在浦东江岸，岸线也所剩无几。即使见缝插针建库，很有可能遭遇上游污水排放的问题。

陈吉余等专家就提出到江心滩去筑库蓄水，既可取得优质水源，又有大片潮滩和潮汐通道可用。再考虑路程、管线和工程便利，长江三岛中距市区最近的长兴岛便进入人们的视线，面积达70平方公里的滩地沙洲——青草沙脱颖而出。经过整整15年的系统研究，证实开发青草沙水源地具有明显的综合效益，符合上海城市发展总体布局，符合上海水源地“百年”战略，是上海充分利用长江水源的最佳选择。

2005年12月，《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研究成果》报告获得批准。最终，这一凝聚无数汗水、智慧和创举的“奇迹”在2010年年底基本完成，具备了通水条件。

为机场选址据理力争

鲜为人知的是，浦东国际机场的选址，倾注了陈吉余的大量心血。他在机场选址初期，就建议借鉴纽约肯尼迪机场、日本成田机场等的成功经验，把机场建到海滨沼泽上。陈吉余认为，在川沙、南汇交界的海堤外，选择适当的潮滩建造新机场，既可节约熟地，又可围海造地，用于机场发展，并可与长江口的治理相结合，可谓一举数得。而且，海堤外还可避免人工设施的干扰，有利于航行安全，并降减城市噪音。

然而，1995年，浦东国际机场项目即将启动，机场仍定址江堤以内。那年8月31日，陈吉余直接致函市领导，为机场选址的科学合理性据理力争。这封信函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批请规划部门周密研究。

当年，陈吉余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和采纳，机场规划范围向海边平移700米，机场因此增加面积7平方公里，通过围海促淤，还有18.8平方公里土地可供机场后期工程建设，价值30多亿元。至于节省的拆迁安置费和飞行安全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量。

陈吉余是我国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的开拓者和代表性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与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有关的地学研究工作。他开拓了以动力、沉积、地貌相结合为特色的河口海岸学科体系，对河口海岸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预测，在理论上多有创新。他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广博的知识、活跃的学术思想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有很强的科学研究组织才能，从事与工程建设紧密相关的地学研究工作，重视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发展了我国河口海岸学科体系，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中许多重大工程问题，为我国海岸带开发、利用和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