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智库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引领力

摘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也是中国自觉承担大国责任、积极推动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创新的重要体现。当前国际形势对“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更加需要前瞻谋...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也是中国自觉承担大国责任、积极推动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创新的重要体现。当前国际形势对“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更加需要前瞻谋划和科学决策。遵循现代新型特色智库建设规律,推进创新发展与能力建设、提高国际智库合作水平,为促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走深走实作出更大贡献,是中国智库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职责。

科学引领作用尚待加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需要破解的难题也不断增多,如合作区域地缘政治变数大、恐怖主义势力威胁多、第三方势力干扰、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稳定性差、制度与政策发生较大变化、资源环境恶化、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冲击,一些互联互通建设项目的推进面临资金保障、技术条件限制、市场变化、外部竞争威胁、当地劳工组织抗议等。这些都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变数,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从近年情况看,智库在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规划参谋、决策咨询、科学引领、评估论证等的支撑作用还不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一带一路”研究及咨政建议战略性前瞻性不足。迄今,智库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及咨政成果多数偏重于对党中央既有文件精神、具体现象、问题和事实解读以及对相关外国舆论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引进,表象化、具体化、碎片化凸显,而战略性、前瞻性、规划性、针对性和可行性不足。如就“一带一路”对参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战略性机遇、红利分享,重大项目的区域、国别及产业领域规划,重大项目规划落实对资源环境以及市场供需及对外经贸关系平衡影响,提质增效的评价监测维度和指标建构,需要解决的中长期挑战与变数以及针对性应对策略等,缺乏超前的议题设置能力、决策建议能力,甚至滞后于决策部门需求。

第二,对“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引领性、规范性支持不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维护其持续发展、提质增效成为焦点和难点。智库需要在建构健康丝路以及“一带一路”健康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提前谋划顶层规划和可行方案。有些智库受制于思想敏锐性创新性不强、分析方法落后和信息来源的制约,对重大问题的综合研判、战略谋划和政策预研供给不够。有些智库机构受制于经费、人才及外部联系限制,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考察、建设规划项目的实地调研以及同参与合作国家智库和权威国际组织的合作偏少。有些智库人员主要依赖于图书文献资料、网络资料、各类外部统计数据与专题数据的积累和开发,停留在理论演绎、头脑风暴、经验提炼、个案分析等传统方式上,缺乏大数据政策分析方法,规范、定量分析较少。有些智库对参与国家法律制度、政策、民族、宗教、文化特点以及地缘政治潜在风险等的研究了解不够深入,为相关部门和走出去的金融机构、企业的信息供给保障不到位、帮助有限。

第三,智库增信释疑、促进国际民心相通的功能发挥不够。“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沿路带国家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但依然存在较多空白点以及各种质疑、歪曲、污蔑、反对、抵制的杂音和论调。这就迫切需要中国智库机构联合国内外智库和媒体发挥客观发声、增信释疑、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增强合作国家民众和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我们的智库在深入调查基础上通过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发布报告、出版书刊和与当地智库科研机构合作研究等讲述和传播共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富于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典型故事还不多,解释中方合作宗旨、共建“一带一路”潜能、红利和愿景,消除各种负面舆情以及向合作各方决策机构提出相关改进政策建议等方面扮演的角色还不够凸显。

第四,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一带一路”建设的预警能力不足。对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和危害程度发出预警,并从嘈杂多样的失真信息中过滤有用信息,提出合理趋势性判断,消除社会恐慌和提出合理有效应对建议,是智库分内之事。但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蔓延对国际社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冲击预警、影响评估、趋势研判以及如何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合作抗疫、尽可能降低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拿出稳步推进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健康共同体的前瞻性应急预案方面,智库的贡献非常有限。

第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间智库合作潜能发挥不够。虽然国内智库业已认识到与“一带一路”参与国智库机构以及国际知名智库组织联合研究的重要性,也建立了一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智库合作机构和联盟等,并通过举办论坛、实地调研、开办网络平台、媒介发声、联合项目研究、推动咨政落实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合作,但总体上囿于资金、人才、专业知识、共识、机制、执行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智库在加强话语对接、资源共享、共同研究、协调发声、共提建议方面远不尽如人意,离共建“一带一路”对改善各方交流、强化合力等要求还较远。

提升智库服务能力与水平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阻力增大、沿线地缘环境变化加剧以及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空前,均增加了当前及未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艰巨性,也对提高全局统筹性、决策前瞻性、落实科学性、评估合理性、合作协调性等提出更高要求和更严标准。这些都是智库大有作为的领域。

一、增强对“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的科学定位与引领。智库要发挥自身优势和能力,在对过去一段时间“一带一路”倡议规划、落地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客观回顾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对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提高“一带一路”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以及合作各方共享发展的愿景,在对合作目标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制度、地缘环境、政策变化、市场条件、合作能力与项目潜力、风险评估等扎实研究基础上,积极主动与政府“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和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筹划前期对接,协助参与研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远景蓝图、目标定位、重大项目规划、区位布局等,向有关各方提供强大谋划、决策引领。

二、提高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支持度。增进民心相通是智库的基本职能之一。虽然“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广泛支持和参与,但包括沿路带国家在内的各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知晓率、认同度和支持度还不够高,个别境外媒体漠视、质疑、反对、攻击 “一带一路”的言论时有出现。对此,中国智库责无旁贷,必须挑起回击不实言论以正视听的重任。智库需要通过主动设计和塑造新话题,通过开展与其他智库和媒体的合作,借助新媒体、新科技、社交网络等新技术方式手段,倡导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价值观。将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普通人、平凡事件及“一带一路”带给参与者的实实在在的红利,以更容易为人接受的方式讲述出来,扭转国际社会特别是沿路带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偏见和疑虑。

三、建构“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涉及多国别、多主体、多领域、多层面、多环节的非常复杂和长时段的系统工程,各个因素的变化均可能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产生连锁/溢出效应。因此,从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标准所内嵌的发展性、协调性、效率性、可持续性等维度着手,依据科学原则、相互独立原则、系统原则、可比较原则,使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可定量描述“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所选取核心指标间复杂联系的评价模型,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监测分析“一带一路”建设质量效率状况、协调、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等。智库机构需要借助建模方法、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研究方法,及时监测各关联因子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整体进程的影响,及时给有关部门提供有效调整应对之策。

四、加强对“一带一路”重大突发事件预警研究和预案供给。当前,沿路带区域存在地缘矛盾、武装冲突、民族宗教矛盾、自然灾害、流行病和传染病暴发蔓延等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走廊等地区存在多种恐怖势力,恐怖袭击时有发生。有的国家政权更迭频仍,一些已经达成的共建协议或者正在实施的项目等,面临以种种借口突然被取消或拖延等变数和风险。这些需要智库机构在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基础上,及时跟踪、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变化,增强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及风险预测能力,提早就当地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政治、经济、金融、市场、社会动荡和风险等发出预警,给中国及参与合作的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预警、应对和善后治理建议,减少由于预防应对不力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五、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和合作网络潜能。“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及其高质量持续发展所涉及问题的广谱性、深刻性以及需要参与协作的多元性和广泛性,显然需要多方参与者群策群力。立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加强全球治理变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健康共同体建设等新命题,中国智库可以广泛联合“一带一路”参与国智库及其他国际智库,打造和完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如“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高校国际联盟智库、“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的潜能。通过定期举办国际论坛以及联合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建立智库索引、共享研究资源(资金、人力、设施和成果发布渠道)等,共同探讨和提出“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合理化建议,促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在这方面,注重国际化智库人才培养是开展智库国际合作的重点。如多年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商务部主办的“非洲国家智库研修班”致力培养知华友华非洲人才;北京大学南南学院也已开始培养发展中国家精英治理人才。这些都为加强中国与合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交流促进深厚共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等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3—5年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风险和挑战研究”(19VDL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主任、研究员)

编辑:何海丽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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