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地摊”成为热门话题，在疫情之下，经济放缓、就业困难、消费迟滞，政府开放地摊经济政策，允许老百姓摆摊经营，有利于解决就业难问题，缓解百姓压力。也让最底层的人看到一些温暖和希望！同时，老百姓可以买到相对“物美价廉”的商品，人们在“地摊”经济活动中更自由、更随性，似乎生活得更有尊严、有体面，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促进了社会和谐共生。 

我们先来看看当前部分媒体引导的误区，它们将“摆地摊”与“高收入”直接划上等号，大肆炒作，朋友圈也为此炸了锅。我倒觉得有必要降降温、重新理顺思路，积极倡导在规则下运行“地摊”的经营行为。

曾经在一档叫“xx勿扰”的相亲节目中，一位高收入IT男嘉宾表示，其最开始北漂时生活困难，就在北京人行天桥上摆摊卖袜子，每月最少2万元收入，卖袜子能月入数万元也是让人匪夷所思，他“骄傲”的解释是几毛钱进入5—10元卖出，可以说暴利。在现行法律下经营者对绝大多数的商品自主定价，这样的差价难说违法，但也总觉得有问题，最起码消费者没有得到实惠，绝不是什么“物美价廉”。

那么，回到部分媒体的炒作中，“地摊”是不是赚大钱的地方呢？实际上，地摊经济的主体是底层老百姓，无论是摆摊的还是逛摊的，基本上都不算富裕，甚至是穷人！有钱人很少会去摆摊，也没有几个有钱人有时间逛地摊，领导干部逛地摊那就更成了新闻了，从这个逻辑来看，“地摊”不是挣大钱的地方，而是苦楚心酸、养家糊口之地。

考察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活跃程度，不是看GDP，也不是看人均收入，而是看千人中的商户数量。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每千人有100—120个商户，柬埔寨、巴基斯坦、非洲等相对落后国家，每千人有10—20户，俄罗斯、巴西等中等发达国家是40—60个。目前我国全国1.2亿商事主体，其中80%以上是个体工商户，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地摊”业户，从数量来看，我们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从质量上来看，我们的差距还很远。我们倡导提质增量，也要力规虚假繁荣。

“地摊”事关城市管理、社会综合治理，它经历了鼓励、发展——取缔、罚款——再放开的过程。“地摊”也要讲规则，国外也不是没有章法，也是限定区域。其实在此之前，“地摊”也一直在比较包容的情况下运行着，尤其是疫情以来，随处可见的“地摊”也正丰富着社会生活，体现着和谐共生。这次所谓放开，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同时此起彼伏、有得有失，相应的实体店的生意必然会受到影响。笔者作为长期在基层一线从事市场监管执法、消费纠纷调解和个体私营企业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谈一谈在规则运营、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想法，希望对“地摊”现象有所助益。

首先，我们来看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重于天，近几年来，国家对食品安全实施“四个最严”的管控，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实体餐饮店、外卖店的条件必须达标，政府甚至拨付资金对小作坊进行卫生改造，严格要求索证索票，实行食品溯源。而“地摊”食品能否得到保障确实是个难题，监管难度非常大，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固定门店的卫生标准。而每一个人对食材、用具的卫生状况始终带着怀疑。所以，“地摊”食品经营户应当实行承诺制度，自觉维护食品安全，也应当保证餐具、用具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也要索证索票，同时也要加强行政监管。

其次，是商品质量，除了食品，“地摊”不能成为假冒伪劣的新市场，很多大城市里的人，或者一直养尊处优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大集、尤其是农村大集，以前假冒伪劣随处可见，现在来看质量还是明显低于城镇商超。“地摊”上的普通商品也很难杜绝“三无产品”“傍名牌”“假冒注册商标”“专利侵权”等商品，因此，“地摊”有可能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也会让一些关停的“散乱差”小企业“死而复生”，不利于高质量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地摊”商品质量进行管控，可以实行保证金制度。

第三，商品价格。对于小餐饮，价格肯定低于门店，对于特色小吃也肯定低于旅游景区（景区的价格普遍较高），否则，消费者会用脚走路。然而，对于一些小众商品，一般消费者并不知晓正常价格，比如一些偏门的电子产品，还比如前面说的袜子。所以，要积极倡导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诚信经营，对于奸诈逐利之徒要予以惩戒。

第四、关于消费权益保护。“地摊“经营中，我们要承认摊主的商主体地位，同时适用登记豁免，但是因为没有商事登记，在违法行为查处、纠纷调解处理中如何问责摊主的商主体地位是个问题。同时，因为摊主无固定门店、来去自由，一旦发生违法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很难处理。因此，建议城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要对摊主进行备案，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权益，同时本着“便捷、高效”的原则，纠纷调处的责任就由备案部门一并处理，疑难问题再行交由市场监管机关处理。当然，还有一些不在定点管理区域内的散兵游勇“摊主”，发生纠纷怎么办？我们首先倡导消费者要宽容以待，确有必要追究的，可以通过微信转账里的信息追查摊主。（连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