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湖南沅江泗湖山镇少年小吴（化名）杀死自己母亲，这一新闻近日持续炙烤着舆论场。

之所以说炙烤舆论场，主要是案件的细节与当事各方的困境，实在灼痛良心。小吴是一个留守儿童，半岁时，父母就南下广州打工，自幼被爷爷奶奶照看，每年只见父母一两次，所谓的情感沟通往往通过电话来连接；又有媒体翻出他少年时的作文，文中吴某提到了母亲上夜班后，他请求父亲“别出去了，就这一次”“爸爸，您少打麻将吧，我失去的爱太多了”；案发后，他在接受询问时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这些细节拼接出的事件图景，实在令人五味杂陈，难以一言以蔽之地取哪种鲜明态度。

然而事件又一度陷入僵局。未到法定年龄，小吴被释放，但小吴父亲难以施加有效管教，回归学校阻力太大，小吴不符合少管所的年龄条件，收纳轻微违法行为少年的工读学校也进不去，小吴所在的益阳没有少年收容教养所等相应机构……小吴接下来去哪，一度成难题。

回溯小吴的成长路径，“留守”无疑是非常关键的认知切入点。当然，留守未必能和弑母行为产生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影响因素不能忽视。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未成年人犯罪》报告显示，留守家庭、离异家庭、流动式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可能性普遍较大。从小吴的成长经历来看，留守对其犯罪行为的促成作用难以断定，但对其心理成长十分不利是可以确定的。

舆论所担心的，恰是小吴可能面临的从“留守”来到“留守”去的局面，始终缺乏相应管教与行为矫正，可能产生后续风险。而2016年一起“19岁男子涉奸杀11岁女童，未成年时曾掐死男童”的案例曾引发热议，未成年恶性犯罪缺乏有效矫正，其可能升格的犯罪行为已在法律界引发过深入探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被不少专业人士郑重提出。

根据最新的报道，弑母男孩小吴的爷爷奶奶表示，他已被接往长沙某收容所接受为期三年的管束教育，费用也不用家里承担，其父亲将继续外出打工。这起案件暂时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办法，恐怕舆论关注起了不小的促成作用。弑母案将一个留守儿童犯罪后困境大范围地铺开，不难想象，在舆论场之外，有多少未得到普遍关注的案件，会遇到多少类似困境，又会埋下怎样的风险隐患，一种程序到机构的“真空”状态，依然存在。

很多个人悲剧，最终都指向社会解决。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已经不只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个案，也当引发一场整体层面的思路梳理，有一些基础的问题必须正视：如何减少留守儿童？如何加大对留守儿童施以有效教育的力度？如何增强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干预措施与法律设施？我们需要摆脱“一事一议”的思路，诉诸更高层面、更广范围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