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小说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向西方小说学习的浪潮，各种先锋的文学实验纷纷登场。今天，当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小众化的怪圈，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那么，中国小说到底有哪些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课题。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深具启发意义。而与“四季”的结构方式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小说在讲故事之外的“非叙事性”，常常描写“无事之事”。再加上大量抒情诗的运用，构成了西方小说传统重视叙事过程、注重“结构完整性”的标准大异其趣的景观。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能够自觉融合中国小说传统和域外小说经验的成熟作品。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是其中的代表。这部小说故事情节套用美国作家马宽德的小说《普汉先生》，但故事框架却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传统，运用“四季”结构，填上细密、真切的细节。正是后者，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此外，沈从文的《边城》也受益于这一结构。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胡适赞美《海上花列传》，说这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这部作品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其中，人物“语言的传神”是胡适认定这部作品为杰作的重要依据。老舍称赞曹雪芹，也说他笔下的人物，都说道地的北京话，却极具个性，“凭空给世界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人物”。

现代文学的不少优秀之作保留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响，重视小说人物的“声口”，注意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从而塑造了很多典型的人物。老舍就受传统小说影响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而借鉴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小说；但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却是极生动活泼的口语。虎妞的语言，刻画出一个既泼辣能干，又“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一样爱祥子的女性典型，而祥子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都对塑造这个闷头闷脑、淳朴、老实的车夫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老舍特别擅长用简明浅白的口语塑造生动有力的人物形象，正是受到了中国小说高度重视人物“声口”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对此，老舍有着高度的自觉和积极的思考，他在《文学创作与语言》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

整体而言，随着各种叙事技巧的花样翻新，当代小说家普遍放弃了以“声口”塑造人物的方法。小说家们更注重“叙事”，而非通过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在众多拖沓冗长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因为精辟有力、生动形象的人物语言，对某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产生深刻的印象。小说人物大多数面目模糊浮泛，和他们说着雷同的、没有个性的语言难脱干系。相反，倒是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不著一词的黑孩，比起很多小说中言语无味的人物给读者带来更大震动，令人难以忘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中国小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融合中国小说传统与西方叙事经验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传统需要更新、生长与创造，传统正是在与创新错综复杂、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延续的。正如老舍所说，“旧文化的不死，全仗着新文化的输入”。

当代小说创作仍然过于依赖西方经验，甚至“小说的评价标准也完全是西化的”。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文坛出现了“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呼声。而“好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则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小说传统当代转化”的思考。

评论家周明全认为，尽管必须开眼看世界，但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是可悲的。必须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好的中国小说，来源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出“好的中国小说”应该具有故事好、人物典型、个性突出、语言优美有力等要素，具有历史感、经典性、诗性美、朴拙美、浑然美等美学特征。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在当下创新与转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小说传统，应该得到不断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唯有继承发扬自身的传统，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正如昆德拉所说的，“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作者：王晶晶，系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