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今天举办的2018中金财富论坛）。我讲的题目是“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从2010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经过了大约七年时间的下行，2010年的第一季度增长率是12%，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带来了经济的回升，但是随后出现的情况就是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下行。到今年的前三季度增长率是6.8。
我们要看未来的经济增长走势怎么样，就需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增长是怎么走过来的，和连续七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原因究竟是什么。关于增长下行的原因，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比如一个解释是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完成，刚才许小年教授也提到，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是似乎还有不充分的地方。
说我们现在已经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我们人均GDP已经到了8000美元，在这个水平上，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应该是转向中速增长。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国家过去30多年来持续9%到10%的高速增长，延续了30多年，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因此似乎用其他国家经历过的情况来解释还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
第二个解释是劳动力增长在减速，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这个解释所讲的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农村还有接近6亿人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个进程并没有结束。还有大量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给城市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新的资源。
第三个解释是工资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逐渐退出。这个解释说的也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工资水平和目前那些更穷的国家相比已经是高得很多，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应该是高了好几倍，按人均来讲。
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工资水平相对还是便宜的。因此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干了，如果是和那些更穷的国家比有道理，如果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比他们劳动密集度更高的领域仍然有优势
第四个解释是国际市场形势影响。这个解释显然也成立，因为过去几年出口增长迅速放缓，但是不是足以解释七年来经济下行，我认为是不够的。
关于周期性因素，有人说我们过去的经济下行只是一个周期的下行阶段，现在既然是已经见底，就应该上行，应该回到周期性回升阶段。
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子，但是周期性因素只能解释经济走势的其中某一个部分，还有相当部分是不能拿周期性因素来解释的。
最后回到我今天想讲的问题，是不是结构失衡在导致过去的增长疲软。在我看来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解释，但是在众多的解释中间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解释。
我们要看未来的趋势，需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来高速增长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增长的潜力是哪些？这些增长的潜力还在不在？还有哪些新的增长潜力？再看看我们遇到哪些问题。
要讲增长潜力，解释过去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第一位的解释就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过去30多年中间，民营经济异军突起，从过去国有经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间走出来一个民营经济的部门，这个部门在迅速的增长，在不断地扩大，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生机勃勃。
它的增长领先于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第一位的贡献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善，效率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是市场化带来了新的需求，而且也在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市化率是18%，全国人口中间只有18%的人住在城市里，是城市居民，现在是57%，提高了差不多40个百分点。这个过程中间，几亿人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城镇人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发生的转移，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如果你在农村是一个农民，一个人有三亩地，一年种玉米或者种小麦可能充其量有3000块钱的收入，还不是纯收入，因为还要扣掉用的化肥农药等等成本。一两千块钱的年收入，如果转移到城市里，当一个打工者，一个月按现在的水平至少有两三千块钱，你的劳动生产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提高了大约10倍。
这样一个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什么带来的？就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因为农村过多的劳动力资源在有限的土地上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转移到城市非农业部门，他的劳动生产率就大幅度提高，这就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是后发优势。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走，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他们犯的错误我们可以少犯或者不犯，而他们创造的那些经验，他们已经找到的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利用、可以学习，因此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比他们更快。这就叫“后发优势”。
这个后发优势现在是不是还存在？还是存在的。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地方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第四是比较优势转移。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劳动力的廉价和充分的供应是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资本高度稀缺的国家，现在发生的变化是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劳动力廉价的有时在逐渐的下降，但是我们出现了另一个优势，从资本稀缺变成了资本充裕，我们的资本供应非常充分，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新出现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了过去的优势。
第五是人力资本的改善。我们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劳动者的人均教育水平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现在至少是提高了一倍，至少是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增长的质量可以改善。
第六是通过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竞争在培育企业创新研发动力，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各种新的产品都在不断出现，这一点刚才许小年教授也提到。
最后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善带来正面的溢出效应。我们高铁网的出现，过去高速公路网全国的布局，这些都大幅度的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还有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对经济增长确实在发挥着非常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刚才提到的这些是有利条件，我们未来的增长仍然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一系列的潜力有待于继续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增长遇到了下行，意味着我们在增长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阻力，这些阻力是什么？
出口增长减速，过去两年出口负增长，这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市场疲软，这是过去几年来我们突出面临的问题。
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金融效率下降。各种行政干预和优惠补贴政策，保护政策对企业的公平竞争和提高效率、对企业创新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讲产能过剩，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大约20年左右工业产能利用率是在不断下降。其实产能过剩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变得越来越突出，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严重。
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这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情况。如果用波动的曲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衡量，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平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是0.5%，到2016年下降到0.17%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我们的模型分析，整个改革时期大约有超过2个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80年代到90年代是上升的，但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下降，2011年以后到现在下降到一个更低的水平，出现了负增长。
当然不同的学者得到的结论有差别，有些学者得到的结果还是正的，还在正的区间，但是共同的一点是下降的趋势，这是大部分学者研究得到的共同结论。
症结是什么？产能过剩，生产率下降，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主要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这儿讲的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机构。
在我看来，什么叫投资过度？投资过度主要是过去各级政府太关心GDP增长，太关心投资，因此热衷于投资扩张，大量的借债投资，过度鼓励房地产投资，导致无效投资越来越多。
货币政策在持续刺激投资，财政政策偏重于政府投资，产业政策是鼓励某些特定部门的行业的投资，各地的地方发展政策都在以各种优惠手段来招商引资，刺激投资。
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投资率。反过来降低了消费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影响了居民消费。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过去某些时期是受到干预，政府太强了，政府太希望推动经济增长了，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市场的作用。这对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发展是有不利的影响。
过去十几年来关键的结构失衡是什么？在我看来代表性的结构失衡是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和投资率的大幅度上升。从2000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3%降到48%，投资率从34%上升到48%，一个降了15个百分点，一个升了14个百分点。
最近几年有所回调，但是距离80年代、90年代60%多的消费率，30%多的资本形成率还有大概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别。根据我们做的一系列分析，我们认为合理的消费率应该在65%、66%左右。
投资率或者资本形成率34%、35%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我们接近50%的资本形成率显然是过高了。图上可以看得更清楚，2000年以后发生了这种变化，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
如果看政府支出的结构，可以看到很明显变化，1990年政府加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相当于GDP的15%左右，2000年是18%左右，2010年是25%，2016年是28%，还有进一步的上升。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5%到2.2%到3.6%到3.9%，最近几年是上升了，但是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和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都仍然过低。
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1.0%，现在是1.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2.7%，世界平均是5.7%。可以看到政府支出结构是过度重投资，但是相对而言轻公共服务。
接下来的结构再平衡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货币宽松和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造成的结果是投资率不断上升，产能过剩不断加剧，消费率不断下降，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加上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杠杆率在不断上升，房地产泡沫在出现，这些都预示着我们经济面临的风险在逐步的加大。
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投资是不是越多越好，甚至有些经济学家也这么讲，投资当然是越多越好，因为消费掉钱就没了，你拿去投资就留下了固定资产，给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个话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合理了。其实经济学理论早就证明有一个资本积累的黄金率，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是不好的，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
刚才提到2010年我们的消费率比我们测算的正常水平要低十几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要高十几个百分点，现在仍然相差十个百分点左右。这里面还涉及到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反思，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可以扩大投资和用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来用投资需求替代消费需求，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完全替代是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在现实中并不是永远有效的，投资扩张只能在短期扩大需求，在中长期它的效应是扩大供给，因为你投资扩大了，生产能力就增加了，而消费没有跟上来，于是你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未来可能仍然是需求不足。因此用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加上政府来进行投资，这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不能在中长期持续的应用。
我们未来的结构调整，当然结构调整已经进行了一个时期，关键是要切实的恢复货币政策的中性，促进杠杆率下降，财政政策重心要从政府投资转向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轻企业的负担，因此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率回升，投资率回落。
还需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对企业经营的干预，维护金融稳定，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主要是需要通过恢复市场功能来实现结构的再平衡。
2017年还没有完整的数据，2016年和2010年相比投资率回落3.7个百分点，消费率回升了5个百分点，离我们希望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过去结构调整几年来是有进展的，但是我们看到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用人民币贷款对GDP的比例来衡量，直到2016年是不断上升，社会融资比GDP也是在不断上升。当然这两个指标还不是全口径的杠杆率。
杠杆率上升和货币政策有关，我们看M2和GDP增长的比较可以看到过去多年来长期M2增长大幅度超过GDP增长，这就是过去我们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基本原因。
最近看到一个好的现象，过去几个月M2增长率降到10以下，这是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但是用贷款增长率和社会融资增长率来看都仍然在12%、13%，仍然是过高的。
未来增长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就是我们未来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能不能继续有效的推进。其中最主要的是杠杆率过高能不能改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能不能改变，政府膨胀和过度干预经济能不能改变。如果能改变的话，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我们通过模型做了未来增长的预测，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路径，常规情景是按目前的情况往前推，改革情景是大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还有危机情景，过高的杠杆率引发金融危机。三种情况引发的结果相差非常大。
按照常规情景，未来到2030年为止，我们年均增长大约在5.4%左右，人均GDP1.58万美元，可能到那时候还赶不上高收入国家的上线。
危机情景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降到3%左右，2030年人均GDP1.1万美元，我们那时候意味着掉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改革和结构再平衡的情景，通过大力度结构调整和改革，我们未来的平均增长率还可以保持6.9%左右，人均可以大约到2万美元。2030年我们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结论。如果通过改革和调整来解决我们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还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