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一名女博士在微博实名举报北航教授性骚扰，北航随后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并已暂停该教授的工作。

这件事儿，不禁让人想起数月前，大洋彼岸的反性骚扰行动如火如荼：好莱坞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身陷性骚扰丑闻，被美国制片人工会开除；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被曝性骚扰丑闻，无缘《纸牌屋》第六季……刚刚过去的2017年，美国《时代》周刊把揭露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评为年度人物。

实际上，在公共场所、职场与学校许多被忽视的角落，性骚扰并不罕见。一家著名招聘网站做的职场性骚扰调查显示，40%女性遭到过办公室性骚扰。全国妇联一项针对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大学生达57%。面对性骚扰，勇敢发声者也不少。比如，演员马丽在深圳一家超市遇到“咸猪手”后选择报警，她在微博表示：“大部分女性都选择沉默，但是我不想沉默”；当红歌手“霉霉”泰勒·斯威夫特状告DJ大卫·穆勒性骚扰并胜诉……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都既为法律所不容、也突破道德的底线。我们欣赏这几位女性的勇敢，不过一个问题也让人深思：为什么许多受害者会选择沉默？

究其原因，性骚扰往往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权力不对等的个体之间。环境相对封闭，意味着性骚扰认定难、取证难、举证难；权力不对等，意味着性骚扰实施者拥有肆无忌惮的资本，往往可以用工作业绩、升职机会、学业发展相要挟。更令人担忧的是，有的单位和学校为了面子甚至会选择息事宁人，采用“加薪”“保研”等错误方式，表面上安抚了受害者，实则纵容了骚扰者。因而，受害者往往忌惮维权的代价，又有谈及性话题的耻感压力，不得不选择噤声。这些都让职场和学校成为了性骚扰的重灾区。

正是这样的艰难，让站出来的勇气显得尤为可贵。那么，为这样的勇气叫好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支持和帮助勇于发声的人，至少不让“说出来”带来二次伤害：尊重受害者的感受，不认为他们“大惊小怪”或“小题大做”；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将侵害的发生归咎于受害者。

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受害者之所以受到侵害，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美，或穿得少，也不是因为他们与侵害者独处一室，或者在学业、工作上有求于人。任何试图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的行为都是二次伤害，也是对侵害者的纵容。

其次，制度方面要发力。宏观层面，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否则，员工、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剩下的选择要么“忍”，要么“滚”。

最后，扭转社会观念才能根除性骚扰存在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性骚扰是物化女性、不尊重女性的社会观念的结果。这些观念长期存在，既顽固又广泛。比如，奥迪车广告把女性比作二手车；民生银行性骚扰事件中，当事人王女士勇敢站出来之后，网上竟有人指责她“这种事情拿出来说，不要脸”“姑娘情商低、太高调，以后哪个领导还敢用她”。可见，扭转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个人、机构、国家的全方位发力，也就显得更加紧迫。

也许你不是性骚扰受害者，但如果任由性骚扰泛滥，谁又能独善其身呢？你的姐妹、女儿，甚至兄弟、儿子，谁能保证他们不成为受害者呢？毕竟，有调查表明，10%的职场男性也遭遇过性骚扰；毕竟，连保镖随身的“霉霉”都没躲过咸猪手。为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做点什么，勇敢才是你最好看的姿态！女性是这样，男性也一样。

这正是：美好世界，不忍苟且。

（文|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