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卖药收入被切断

　　除了基本药物之外，村医不能销售任何其他药物。药品种类单一与农民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成为一个突出的政策问题

　　“我最尴尬的是，给村民看了病开了方，却拿不出药来。”在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五里铺村，村医李有治对记者说，村卫生室只能使用国家基本药物，村医陷入“有技无药”的困境。

　　这几年，患糖尿病、高血压的村民逐渐增多，村卫生室的药物品种却很少。除了基本药物，村医不能销售任何其他药物。药品种类单一与农民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推行后，村医不再以药品加成作为收入来源。目前，乡村医生的收入主要由财政补助、基本药物补助、公共服务补助和诊疗费用构成。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到安徽调研时发现，在霍山县桃园村，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的村医月收入为2225元，实行后下降到987元。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说，村医过去主要靠药品差价获得收入，现在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由于地方政府补偿不到位，村医的收入比以前低了不少。

　　在药品零差率制度下，乡村医生卖药没有任何利润，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偿来弥补，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村医提供的医疗服务相当有限；另一方面，财政补偿资金到位率不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说，基本药物制度造成基层医疗机构收入降幅过大，即便在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区也很难弥补到位。基本药物制度给乡村医患双方均造成不利影响：对于村医而言，实际收入锐减，生存状况恶化；对于患者而言，开药受到制约，看病很不方便。

　　一位村医向吴明诉苦，政策允许收取医疗服务费，但实际上收不了。因为收费要拿身份证刷卡，很多人看病不带身份证，所以收不上来。再说，到村卫生站看病的都是熟人，也不好意思收。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村医们抱怨最多的是收入降了。

　　应亚珍指出，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医疗体系的“基石”，是国家医疗预防保障体系的“神经末梢”。村医收入下降，很大部分是政策因素导致的。政府应为村医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弥补政策性亏损。

　　村医岗位缺少吸引力

　　村医后继无人，根源在于收入太低，不能吸引优质人才进入，导致村医队伍难以优化

　　今年60岁的章妙花从18岁开始当赤脚医生，她是浙江省安吉县山川乡北弄村人，长期在离家10多里的大里村从医。2013年，安吉县出台了《年满70周岁乡村医生退出服务站暂行方案》，并在偏远乡镇先行实施。按照工龄每年补助2000元的标准，平稳清退了一批70岁以上乡村医生，随后该退出机制在村级全面推开，目前已有78名年老村医退出。章妙花说，有了这个政策，她将来可以领到一笔补偿金，这几十年也算没有白干。

　　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乡村医生96.3万人。但是，不少地区村医年龄偏大，青黄不接。

　　应亚珍说，村医后继无人，根源在于收入太低，不能吸引优质人才进入，导致村医队伍难以优化。她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落实现有政策。如一般诊疗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基本药物补助等，必须按时足额拨付给村医。二是完善补偿政策，即通过政策倾斜吸引优秀人才去当乡村医生，可参照当地乡镇卫生院人员收入待遇，核定政府补助水平。三是建立教育培训制度。对乡村医生，政府应实行免费培训，不断提高其技术水平，让群众更加信任乡村医生。

　　谢晓钰2015年从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临床专业毕业，根据之前她与安吉县山川乡卫生院签订的定向培养协议，她来到船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今年初，她又被调到大里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为了解决村医后继无人的难题，安吉县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经学校正式录取并签订定向就业协议的本科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费等，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培养补助政策。2012年至2015年，安吉县共定向培养有事业编制身份的大学生村医120人。

　　村医看病收诊疗费难

　　村医收入不能明显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如果政府财政补偿不够，就要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把村医管死

　　吴明曾去某地调研，村医向她反映：看一次病，诊疗费只有6元，包括村卫生室的耗材、办公经费、运营成本等，去除成本，最多剩下4元，夏天开个空调就吹没了。出诊一天，只能挣几十块钱。过去村医不收诊疗费，主要是从药品差价中获利，有的还可以收点滴费、注射费，所以老百姓习惯不交诊疗费，相当于习惯看病不挂号。如今变为村医看病先收诊疗费，老百姓不太适应。

　　近年来，村卫生室的医疗服务收费不断被淡化，普遍存在医疗服务不收费的情况。即使收费，或是没有具体标准，或是收费标准很低。应亚珍建议，应明确村卫生室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以此建立村医收入与医疗服务量挂钩的激励机制。

　　吴明说，有的乡镇卫生院将村医收编，实施乡村一体化管理，村医作为乡镇卫生院的派出人员。从规范村医提供服务、改善服务质量来看，还是起到了明显作用。但在收入分配上，尽管村医收入稳定了，却没有体现多劳多得，影响了村医的积极性。比如，过去村医24小时随叫随到，现在工作8小时，晚上村民有什么问题，部分村医也不出诊，让他们到乡镇卫生院就诊。吴明认为，提高村医报酬水平，对于稳定村医队伍非常重要。村医收入不能明显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如果政府财政补偿不够，就要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把村医管死。

　　应亚珍说，开展家庭签约服务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提高村医收入的重要举措。在政策上，一要明确村医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二要逐步提高家庭签约服务收费水平，医保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获得服务的居民支付一定费用。

　　《 人民日报 》（ 2016年07月29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