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政府工作报告用一系列数字勾勒出2021年施政目标，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2020年，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超过100万亿元大关的同时，人均GDP也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人均GDP12535美元的新高度进军。
此“收入”非彼“收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制定的、用以衡量各国经济水平的标准体系。按照世行的规定，应该使用人均GNI（国民收入总值）为口径。不过，我国多年来GDP和GNI的数值差异不大，因此用GDP来代替亦无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GNI中文译名“国民收入总值”中的“收入”容易被公众误解。其实此“收入”非彼“收入”。GNI中的“收入”是指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原始收入总额，而非公众日常经常使用，主要指个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收入”，前者的范围要比后者大得多。
同时，“高收入国家”并不等于发达国家，更不等于国民普遍富裕。这个“高”可以理解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全球人均GDP为1.14万美元，预计2020年可能会降至1.04-1.06万美元。中国目前恰好是在这一平均线上。
更何况，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仅是12535美元，绝对高度很有限。通常认为发达国家入门的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大体相当于意大利、韩国的水平，比“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高了近三倍。
此外，发达国家的门槛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水平等其他指标等，人均GDP仅是标准之一。
因此，顺利晋升“高收入国家”目标完成，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半程，后面的路还很长。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戒骄戒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
当然，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开始迈向“高收入国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性标志。“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正在褪去，而这曾经是唱衰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之一，现在看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像是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长期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这一现象有一定的统计依据，但是从未形成过成熟的理论。
二战结束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其后大部分拉美国家又经历了3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纷纷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停滞和倒退的泥沼中，从此难以自拔。
这一现象被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产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然而，“中等收入陷阱”是普遍的经济模式，还是拉美地区特定经济环境与政策的产物，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不高
东亚模式的日韩两国，从人均GDP5000美元到3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标准，是一个连续增长的过程，并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和韩国同属亚洲“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也是如此。东亚地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免疫，更对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
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更大程度上是拉美模式的模式病，而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拉美国家普遍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资源红利”助推了经济高速发展，跨入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大宗商品周期结束后，经济发展停滞是必然的。而且，拉美长期盛行经济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绩后，纷纷搞起了“进口替代”，其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以不切实际的高福利目标进行再分配，造成经济紊乱。经济压力传导至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反观东亚模式，以“人口红利”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起步，逐步形成经济多元化的稳健经济结构。这和拉美模式有着根本不同。而且，东亚各国各地区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是政治稳定度高，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扎实，市场运作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较为合拍，经济表现优于拉美各国也是必然的。
中国经济发展显然更接近东亚模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不高，这几年的经济表现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以“中等收入陷阱”唱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所谓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反思说法盛行，进行罔顾事实的张冠李戴，则有误导政策和舆论之嫌。
这些所谓反思，片面强调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敌视市场，反经济全球化，盲目追求高福利化，实际上是一套拉美化的政策，这种论调有把经济发展带入拉美模式泥淖的风险。
一些国家经济民粹主义抬头值得警惕
当然，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并不意味着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风险。
经济发展总是会存在风和变数，停滞和衰退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都可能发生。
比如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人均GDP从1995的43440美元下跌到1998年的31902美元。还有希腊，人均GDP从2008年的31997美元下滑到2015年的18167美元，至今没有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此外，还有一些欧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其中都有政策失误的人为因素影响，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
这些国家比较显著的共性是政府财政扩张过快和过度干预市场，在财政-货币政策领域，或大举借债，或货币放水，或税负过高，结果都是政府以扩大财政汲取度的方式，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无法有效利用。过度的福利支出和大量劳而无功的公共事业投入，导致经济透支。
与此同时，对市场恣意干预和管制，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这些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陷阱。这些政策的背后都有经济民粹主义作祟。近年来美国经济也出现了经济民粹主义抬头的不祥之兆，这对全球各国，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警示，也是威胁和障碍。
“十四五”中国经济将是全球聚焦热点
中国经济显示的活力，举世瞩目。
按照现有的6%以上的经济增速，我国在“十四五”期间达标“高收入国家”人均GDP12535美元，没有悬念。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潜力，庞大的人口支撑国内市场繁荣才刚刚起步，大量优质资产还没有被有效利用。只要政策得当，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应无问题。
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大威胁是人口结构，少子化-老龄化会造成经济活力的降低、财政负担加重。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其他难点，只要政策应对得当，都不会阻挡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
走向“高收入国家”意味着我国经济将从GDP总量的规模追求，进入了“人均化”的效率追求。从求规模到重质量的转型，远比人均GDP的提升更为艰巨。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乎全球经济的未来命运。“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将是全球聚焦的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