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放在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身上并不适用。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快60岁时才开始写作，年近70岁拿到了英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布克奖。
“大概因为她出名时已步入老年，她在媒体镜头里眼窝凹陷，有深深的鱼眼纹和法令纹，嘴角轻轻上扬，有一点拘谨，也有一点疏离。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非常欣赏佩内洛普，在回忆文章中直接把她描写成一位会做果酱的奶奶。”近日，作家、中英文化社交媒体大使祝羽捷来到“大方live”线上分享会，向读者讲述她眼中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佩内洛普于2000年去世。我读到她的小说时已看不到她在世的新鲜采访了。到现在为止，佩内洛普也不像其他女作家有大量的评论或者纪录片，她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形象。”祝羽捷说，“但在英国文学界，她的作品的地位让人不能忽视。”
“大器晚成”的女性，一定是为家庭牺牲吗？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不断给人惊喜，共出版了九部小说。其中《离岸》（1979）获得布克奖，最后一部小说《蓝花》（1995）十九次被媒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她去世后依然经常被评价为“英国战后最好的作家之一”。
近日，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系列作品《离岸》《无辜》由中信·大方出版
三个孩子、一个任性的丈夫，这让很多人觉得佩内洛普的“大器晚成”是被家事所累。但佩内洛普曾表示：“在早年的岁月里，我是能够写但没有写，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刻开始写作。”
祝羽捷说：“她的确是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可以独立后才开始写作，她就像《书店》里的弗洛伦斯有了对自我实现的热望，但她不愿意承认那是对家庭的牺牲。”
这让祝羽捷想到了罗斯·怀利这位在英国艺术界非常活跃的老奶奶。和佩内洛普相似，罗斯也是70多岁了才“出道”当艺术家，这时候丈夫已逝，三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但罗斯到今天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极其顽强，也获得了英国最重要的艺术奖项。
“在‘为家庭牺牲’这点上，我在采访罗斯·怀利时也得到了相似的回答。好像这些出道较晚的女性都不愿意提到‘牺牲’这两个字，因为‘牺牲’仿佛贬低了她们对家庭的热爱，而她们本身也是非常享受家庭的人。”在祝羽捷看来，这一点对现代女性而言非常重要，“我们总觉得女性的事业一定都是与家庭对立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一个女性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同时她也可以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自己的丈夫，喜欢照顾小孩。”
“也正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罗斯·怀利这样的存在，让我们这些后知后觉才滑向梦想轨道的人认定，只要还留有生命力，就有再次尝试的机会。”
《无辜》在中国首次译介出版
为什么我们读佩内洛普仍有新鲜的收获？
朱利安·巴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作家是由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处境的真相，以及他们表达那些真相的艺术性来衡量的。”
祝羽捷认为佩内洛普的作品同时具备了这两点。“即便读过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伍尔夫等英国女作家，我们读佩内洛普仍有新鲜的收获。”
她说，首先时代性就非常不一样，佩内洛普笔下的人物、生活更接近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她写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困惑也都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一些课题。”
其次，跟其他女作家相比，佩内洛普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家庭经验。在成为“英国战后最好的作家之一”之前，佩内洛普有过一长串职业经历：在政府食品部门、BBC电台工作过，当过杂志编辑，做过书店职员，教过学生。“奥斯汀终生未婚，伍尔夫没有当过母亲，勃朗特三姐妹几乎只做过家庭教师。相较而言，她们的生命有一些单薄，经历并不像佩内洛普那么复杂，因而佩内洛普所面对的时代课题也更加复杂。”
对于小说家来说，似乎所有经历都可以成为最珍贵的写作素材。佩内洛普在《离岸》中借11岁的玛莎的嘴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
祝羽捷也非常喜欢佩内洛普的叙事方法：“她用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但是你能感受到里面蕴藏了力量。同时她的语言非常含蓄简练，非常吸引人。而且我觉得高级的叙事是这样子的——没有过度的渲染，但给你足够的想象空间；不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那么明白，但让你回味无穷。”
作家、中英文化社交媒体大使祝羽捷
为那些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发声”
佩内洛普在小说中创作了很多贫穷的、边缘的、不合时宜的人物，他们多少也映射了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状态。比如新近出版的《离岸》，就源于佩内洛普作为一个船居者的极其短暂的经历。佩内洛普在书里探讨了城市边缘船居者的生存处境：他们曾经是陆地上的失败者，他们的生活如晃动的船只一样不稳定。
“我非常喜欢《离岸》这本小说。”祝羽捷说，这些船只停靠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她自己在巴特西这一块住过一年，巴特西的对面、泰晤士河的另外一边，是英国“老钱”的聚集地。“切尔西这个地方是伦敦一区少数的不通地铁的地方。为什么没有通地铁？是因为‘老钱’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保留很古典的英国生活方式，拒绝地铁修建在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泰晤士河这边的船居者，每天望向岸边那些最有钱的英国居民，他们会感到巨大的生活反差。不可否认有一些人是为了追求一种波西米亚的浪漫生活才搬到船上，但如果在伦敦住久了，你知道比起住别墅或者公寓，住在船上是最廉价的。”
《离岸》里写到了很多住在船上的人们，这些人是邻居，是“在一条船上的命运”。祝羽捷说：“尽管有那么多的艺术家都描绘过泰晤士河的风景，但真正生活在船上，你知道它并没有那么如诗如画。那是很闭塞的空间，每天涨潮退潮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船在摇摆中的不稳定性。”
而这部分描写和佩内洛普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60年至1963年期间，她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上的船屋。那是她人生中的低谷期，收入不够，又绝不向父亲伸手。有天驳船沉入泰晤士河，终被拖走，她在当时教书的威斯敏斯特导师学校向学生们宣布：“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我的房子沉了。”
佩内洛普说过，自己会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但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
在佩内洛普的作品之外，约翰·威廉斯《斯通纳》和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成功刻画了“失败者”这一角色。祝羽捷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更接近大多数人的一生——没有那么宏大的人生课题，也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体验。“但完美的人生和完美的自我完全两回事。我们可以有时候对自己的生活失望，但一定可以让自我更加完整。”
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祝羽捷直言自己在很多人眼里或许也是一个“失败者”，至今尚未写出特别好的作品。但她如今似乎已能坦然面对这个困境，因为她相信文学是一个包容失败者的地方，也包容人心里的幽暗之处。“我想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存在出名早的作家和大器晚成的作家，最终只留下好作家和坏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让我们这些不够早慧的人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