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光熠熠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中，南宋的张栻是唯一一位理学家。“张栻在湖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比他在四川，要更大！”这是四川师范大学博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方鹿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掷地有声说出的第一句话。

蔡方鹿教授是研究南宋时期理学发展的首席专家，他还兼任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名誉会长，而在蔡方鹿教授眼中，在张栻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名气和学识超过了朱熹，以至于朱熹还千里迢迢地去湖南向他请教理学奥义。

据了解，四川现在还有一些关于张栻的历史遗存，大多集中在他的家乡德阳绵竹市，比如那里的南轩祠、南轩洗墨池、桂香亭、读书台遗址等。蔡方鹿对张栻的一句话评语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文能安邦

促进宋代蜀学发展

张栻(公元1133年—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南宋汉州绵竹(今德阳绵竹市)人。张栻虽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六岁即跟随父亲张浚在湘、粤等地谪所居住，后定居潭州(今湖南长沙)。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张栻还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张栻曾历任静江知府(今广西桂林)、江陵知府(今湖北荆州)等职，皆政绩卓著。南宋景定二年(1261)，从祀孔庙。除了政事，张栻在道学、政事、教学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甚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

蔡方鹿教授介绍，当时的蜀中学者从张栻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蔡方鹿教授说，张栻对巴蜀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宋代蜀学的发展，“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在蔡方鹿教授看来，张栻的学说也具有巴蜀哲学的特色，“比如说重躬行践履、实事实功，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和包容性，这些特点在张栻身上是具备的。”

武能定国

早年随父参与抗金

张栻对中国文人的影响也甚大，比如他在与朱熹的“相与博约”中，发展了宋代理学，确立了理学中最盛的湖湘学派。其爱国爱民精神和躬行践履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张栻还是一位非常“硬核”的理学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这句话几乎就是为张栻量身定做，比如早年他曾随父参与抗金北伐。

张栻是生于巴蜀之地的热血好男儿。国破家亡时，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文武双全，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不仅是张栻，他的众多弟子身上也体现了湖湘学派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城破，死者无算。”全祖望说：“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这无疑体现了南轩之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蔡方鹿教授说：“此次张栻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意义非凡。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发展生产；他还加强民族团结，提倡孝道，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的经世致用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他是不少抗金名将的“灵魂导师”

在金庸先生笔下，大侠杨过曾力解襄阳之围。杨过是虚构的，蒙古兵围困襄阳却是真实的。其实在那之前，金兵也曾围困过这座荆襄重镇。开禧二年(1206)，金兵多次侵犯荆襄等地，最终围困襄阳、德安两城，在进迫竟陵时，任江陵知府的老将吴猎亲临前线，他临危不惧，指挥自若，并最终解了襄阳之围。后来，吴猎还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吴猎抗金的故事流传甚广，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铁血名将的老师竟然是南宋理学大家张栻。事实上，张栻自己就曾直接参与过抗金北伐，甚至还在宋朝大后方抓捕过刺杀朝廷命官的金军细作。

张栻受父亲的影响极大，其父张浚是苏轼、程颐再传弟子，儒学根底深厚，而且熟读《周易》。南宋文学家岳珂称张浚是“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岳珂是岳飞之孙，而张浚和岳飞一样，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抗金将领。

蔡方鹿教授说：“张栻也继承了张浚的爱国爱民思想，不仅直接随父参与北伐，‘内赞密谋，外参庶务’，而且在任知静江府、知江陵府等职期间，皆政绩卓著，深得民众拥护爱戴。”

张栻知江陵府到任后，有金国入境宋朝的官员，勾结宋朝京西路的流民盗窃杀人，掠夺财物，杀死县令，归途路过荆湖北路时，被张栻派人拿获。张栻下令把里通敌国的贼人斩首示众，而缚其金人放回。金国得知后，叹曰：南朝于是为有人矣。可见张栻对于金国还是保持警惕，严防其入境作乱的。

隆兴二年(1164)之后，宋金休战了四十多年。假如没有“隆兴和议”，张栻会不会接过父亲的抗金大旗，成为一名优秀将领？对此，蔡方鹿教授说：“这个问题不好假设。张栻生活的年代，到‘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休战，就没有打什么大仗了，张栻也就没有成为优秀将领的机会了。不过张栻的弟子受张栻爱国思想的影响，也有成为优秀将领的。”

除了上文提及解襄阳之围的吴猎之外，张栻另外一位弟子赵方在宋宁宗嘉定年间，面对金兵侵犯，屡战屡胜，打败金兵，也成为抗金名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张栻和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爱国将领辛弃疾也有过交集，两人都生活在那段血与火的动荡岁月，而且同怀收复北方失地的雄心壮志。

1180年，年仅47岁的张栻阖然长逝，灵柩由湖北江陵送达湖南宁乡归葬其父张浚侧。为送别这位年长自己7岁的老友，辛弃疾专门写下一首《送湖南部曲》，最后四句：“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张栻睿智旷达的为人品行，以及辛弃疾对失去这位“战友”的悲痛心情，让人为之动容。

张栻堪称“太极宗师”

张栻除了是教育家，还是一位哲学家。张栻幼年曾随父张浚学习《周易》，后来他又推崇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周敦颐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而道家学说亦对张栻的理学造诣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方鹿教授称，当年张栻和朱熹的“潭州嘉会”中，两人相与辩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太极。他俩也都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写过《解义》。“受其父影响，张栻易学亦强调《易》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于《易》中，主张于《易》中发明义理，求得太极之道，并将其贯彻到哲学体系之中，而对理学思想亦有所丰富。”

张栻认为，《易》书所载之道即天地人“三材之道”。他说：“《易》之为书，所以载三材之道，此其所以为广大悉备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易》所以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乃三材之道也。”(《南轩易说》卷二)。张栻把《易》道分三：天道、地道、人道，而立天之道为阴与阳，立地之道为柔与刚，立人之道为仁与义。在这位南宋理学家看来，《易》之道涵盖了自然天地和人类社会，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

此外，张栻还把太极论引入《易》学，太极即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三材之道的主宰。他说：“《易》有太极者，函三为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而太极乃阴阳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而太极乃刚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太极乃仁义之中者乎！此太极函三为一，乃皇极之中道也。(《南轩易说》卷一)”

蔡方鹿教授说：“张栻所谓太极，作为一个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太极是万物化生的根源，太极的动静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一阖一辟、往来无穷的变化又产生有形的人和万物，人与物皆本于此，皆以太极为最后的根源。张栻的太极论思想亦是对二程(程颢、程颐)理学和道家思想的丰富。”

四川是张栻研究重镇

约起！走张栻之路

张栻这次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方鹿认为会带来不少积极的意义。“能够唤起人们对张栻思想的追识与了解和对巴蜀文化的再审视；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张栻思想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同时加强地方文化的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张浚张栻父子的爱国爱民精神。这对推进文化强省，亦有深远意义。”

据了解，四川省是张栻研究的重镇，早在1991年四川率先在绵竹县召开了“首届张栻学术讨论会”，邀请日本和全国各地的学者参会，开全国风气之先。

对于张栻的研究和推广，蔡方鹿教授认为还有一些可以或者值得去做的地方。“从研究上讲，可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张栻的政治、哲学、理学、经学、教育、宗教、经世致用、仁学思想、义利观、知行观、张栻与湖湘学派、张栻对蜀学的影响。”

除了从各个方面对张栻思想深入研究外，蔡方鹿教授还称，应把对张栻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弘扬他思想中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即把研究与普及推广结合起来，使张栻思想中的精华在国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大力弘扬。“在这方面，德阳市，包括绵竹市还可组织编写关于张栻以及张浚的校本教材，也就是乡土教材，使各中小学学生从小受到张浚、张栻爱国爱民、经世致用、传道济民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发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把爱国体现在爱家乡上，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做贡献。”蔡方鹿教授说。

蔡方鹿教授还建议，甚至也可开展“走张栻之路”和相关旅游文化事业。拍摄张栻题材的电视剧，组织影视和舞台作品，通过举办“南轩文化节”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把张栻思想大力宣传出去。

他是儒学大家朱熹的“论辩对手”

如果张栻生活的那个时代有网络，那他无疑是拥有顶级流量的超级大V，也可能是像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那样的教育家。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理学家张栻在湖南创建了著名的城南书院，并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当时四方求学者达千人之巨，盛况空前，时有“潇湘洙泗”之称。张栻长期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以书院为基地，研究、发展了理学，奠定并扩大了湖湘学派的规模。

蔡方鹿教授说：“张栻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教育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岳麓书院开创了自由讲学，相互辩难，促进学术发展之风气，这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种在当时非常先锋的讲学模式也引起了一位大学者的关注，他就是后世尊称为朱子的朱熹。“当时张栻的成就和名气要比朱熹大，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于是就千里迢迢地来拜访他。”

1167年，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后世称之为“朱张会讲”。可是对朱熹和张栻都研究了数十年的蔡方鹿教授却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应该叫‘张朱会讲’或是‘潭州嘉会’更适合一些。”潭州，这是长沙在南宋时的名字。

蔡方鹿教授认为，此次会讲张栻为主，朱熹为客，张栻是施教者，比求教者朱熹更为重要，所以张栻应放在朱熹之前。而且，朱熹在和张栻的讨论中，虽“三日夜而不能合”，但经过一番思索，最终还是接受了张栻的观点。“可见，此次会讲从思想内容上看，是张栻影响了朱熹，张栻思想比朱熹更重要。所以，应该把张栻放在朱熹之前。”

蔡方鹿教授说，张栻在和朱熹的交往中，共有三次相见，而以乾道三年(1167)的“潭州嘉会”最为有名，两人相与讨论了中和、太极、仁等重大理论问题。四方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传为佳话，其“中和之辩”被日本学者赞为南宋哲学史上最精彩的场面。

此外，这个会讲创造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灿烂的篇章，堪称是中国古代高等学府之间最早的一次学术交流与辩论。朱熹以闽学派“主理人”身份和湖湘学派“主理人”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这还形成岳麓书院一种新的学术活动、教学活动的形式，对后来湘学和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大著名理学家的碰撞，也共同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蔡方鹿说。

其余时间，这两位学术大咖也不断书信往来，进行学术的“云交流”。两人在扬弃、批评和吸取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学说，使得理学发展更趋完善。“朱熹之所以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实与同张栻的学术交流分不开。”蔡方鹿教授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