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出生于浙江嘉兴。历史地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谭其骧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中过举人，清朝末年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父亲谭新润考取秀才后，因科举废除，去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站长，不久即因病去职南归，以后曾任《嘉兴日报》主编，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家庭对谭其骧的求学方向和专业并不干预。家庭环境对造就他既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又善于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不断追求真理的学风，他选择了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与学生们一起工作的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在2岁时就随父亲回到家乡，以后进家塾、小学、秀州中学。因不满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无理处置，高中未毕业就愤然离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那时他才15岁。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他只得转入暨南大学。转入历史系后，他的才华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赏识。在潘光旦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移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时写下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

1932年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谭其骧就已写好论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他当年就在辅仁大学兼课，次年起又相继在燕京大学、北大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在学术界声誉鹊起。1935年后，他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教书。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1936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兼任讲师。1940年春，到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1942年任教授。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1955年经吴晗推荐，到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1982年起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至1986年。

凝聚谭先生多年心血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由谭其骧主编、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这部8册的巨著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共有20个图组，300多幅地图。每幅所标绘的城邑山川，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所收地名总计有70000左右。它不仅包括历代王朝的统治范围，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反映了中国的疆域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区域的客观历史事实。图集以政区为主，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和县级以上建置以及县以下的重要地名，也收录了主要的山川、关津、长城、考古遗址等。更有意义的是，经过审慎的考订和探索，基本上画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海陆水体变迁。这些都是以往的任何历史地图集从未做到的。该图集集中反映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两项最大的成就之一，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这部八巨册的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和海岸线、岛屿等。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杨图的改编修订，而是一部新编的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通过这段描述，可以想见编绘过程的艰辛。

历时 30 年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每一个研究中国史学的人都绕不开的鸿篇巨制，是中国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对今天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国土整治、经济开发等，仍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说关系国家利益与未来，亦未尝不可。

正在授课的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不但治学严谨，对自己学生也是关心备至。除了上课，他还日常利用闲暇时间接待学生的单独问学，审阅、修改年轻人的习作。他的学生葛剑雄回忆说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清初地图测绘的文章送到龙华医院他的病房时，先生正在接受头针治疗，“见到他头上插着好几根银针，我放下稿子就告辞了，他却留住我，仔细地问了有关情况。我不忍看着他那样多说话，再次告辞，他又挽留。”先生当时的话，葛剑雄至今记忆犹新：“你别看我头上扎着针，其实没什么不舒服，反正又不能做其他事，正好跟你谈谈。”后来葛剑雄要做移民史，老先生把自己当年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的手稿赠与了他，希望对学生有所帮助。

谭其骧曾将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绝不迷信。他说：“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一批批年轻的历史学子，在大师风范引领下艰苦跋涉，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