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崇敬周恩来同志,曾经八次见过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67年5月13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所在部队的官兵。那一天,我的座位号正好是5排13号,这种巧合,更让我记忆犹新。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不要像地方“文革”那样搞“四大”。他嘱咐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他还指挥我们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虽然已过去51年了,但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他的亲切教导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
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一天发出几个电报,不许设灵堂,不许佩黑纱,不许带白花。即使在这种高压的态势下,周总理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人民群众,还是冒着凛冽的寒风,恭立在长安街两侧,灵车经过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哭声!那时,有两句话传遍全国:
人民总理爱人民!
人民总理人民爱!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1月13日,我是到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周总理的。我跟随长长的队伍,缓步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当我面对周总理慈祥的遗像、普通的骨灰盒和邓大姐敬献的“小超哀挽”的花圈时,已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人心便永生!今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很想写一篇悼念文章,但又深感自己水平有限。这时,我想起了司马迁的名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还是让我们看看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邓小平、朱德,是怎样评价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的吧。
毛泽东:“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知互信、各尽其能、默契配合,共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宏伟业绩。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有时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文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信任而又尊重地称呼“总理”。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
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总理国务,党内外有些名人学者喜欢将他比之为西周时的大政治家周公旦,尊称为“周公”,并常常这样称颂周恩来:“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
毛泽东也曾用“周公”尊称周恩来。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无论是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毛泽东同意别人的评价,都体现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我们知道,曹操有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借此说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
邓小平:“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
邓小平与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相识的。他的女儿邓榕曾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由邓小平致悼词。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5000人参加的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
1980年8月,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有关周恩来的提问时,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朱德:总司令敬的最后一个军礼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条缀满了补丁的红色毛毯,它凝结着朱德和周恩来之间大海般的深厚情谊。这条毛毯是1931年12月宁都起义将领董振堂送给朱德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身负重任前往西安谋划民族大局。行前,朱德将这条毛毯转送给周恩来,以备路上御寒。1937年4月,周恩来劳山遇险,这条毛毯被匪徒砍了十几刀。事后,周恩来将其洗涤、织补,依旧带在身边。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即将奔赴抗战前线时,周恩来又将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
周恩来病逝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1976年1月8日晚上8点,朱德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眼泪夺眶而出:“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时候,年届九十的总司令,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这一刻,在场的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等人都哭了起来,继而全场痛哭。这是朱德总司令敬的最后一个军礼,敬给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敬给了与他一生相知相敬的周恩来。
(摘自《秘书工作》杂志,原题目《伟人评价伟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作者田永清,系原总参谋部兵种部政委、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