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快六年了，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里，让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是每当想到父亲一生中，在面对被时代裹挟着的命运时，他的执着、坚强、隐忍、孤独和无奈。为此，常常让我感到心痛。
父亲出生于博山西边大山里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山地贫瘠，靠天吃饭。据说，解放后土改时评成分，村里居然没有评出一户地主，全是贫下中农。
年前时的父亲
常听人说，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父亲便遭遇了少年丧父的不幸。父亲8岁那年，爷爷便去世了，听父亲说，腊月里一户人家的驴死了，在村头架起大锅煮驴肉，爷爷吃了人家给的一个驴眼珠子，回家就死了。那是1945年，正是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兵荒马乱的年月，民不聊生，爷爷实际是饿死的。
父亲姊妹五个，上头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是姊妹中最小的。大爷比父亲大12岁，爷爷死了，长兄为父，在父亲12岁时，大爷做主，让父亲到邻村上了六年小学。所以，父亲是五个姊妹中唯一读过书的。
父亲在世时，听到很多他幼时读书的经历。父亲读书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地，每周回家一次，拿上一摞奶奶摊的煎饼，就是一周的伙食，有时大爷偷偷地给五分钱，可以买点咸菜。夏天煎饼容易发霉，父亲便拍打拍打煎饼上的白毛，照吃不误。每次回校，天不亮就要从家里走。有一次父亲从家里刚走不久，村里有人大喊，有狼沿村边向下去了，奶奶听到后心悬了起来，直到周末父亲回家，奶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读过书的父亲，虽然只是高小毕业，但读书让他开阔了眼界，高小毕业后高低不愿再回村里种地，便投奔了那时已嫁到城里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家。这时，父亲还是想上学，便跑到南定去报考技校，文化课过了，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后来，还是在窑业厂工作的二大爷，介绍父亲去厂里当了一名工人。
1950年代的工厂全景
1951年生产现场
父亲到厂里干的是成型工，差不多是厂里最苦、最累的工种。现在已经无法知道，父亲当时是否满意这份工作，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父亲做事踏实认真，与工友相处的关系也不错，很快便成为一个熟练的成型工。我至今怀疑，年轻时身处底层的父亲，会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个规划，我想应该是他与生俱来的，那种农民固有的踏实肯干、不怕吃苦的天性，加上六年高小的文化底子，让他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与别人的不同，于是，父亲当组长、当班长、当车间调度员，直至多年后又当上车间主任，不知不觉间他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天灾与人祸并行的年代。自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多少家庭尝尽了饥饿的滋味。那一年大哥出生了，母亲说，那时，经常翻遍家里找不到一粒粮食。许多从农村来的工人，很多又自愿回到农村，至少靠种地还可以有口饭吃，在城里吃饭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在那几年里，父亲被借调到市委帮忙，那时，淄博市委机关在博山的四十亩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借调父亲去市委帮忙，但重要的是，父亲可以在市委机关食堂吃饭，每顿饭定量供应两个小馒头，吃不饱也饿不着，这样，让父亲躲过了给很多中国人留下深刻记忆的饥饿之痛。
父亲在工厂大会上发言
当“文革”到来时，父亲便不再那么幸运。那时，厂里出现了很多群众组织，厂里的工人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我印象中平素温和的老干部、老领导被揪斗。父亲当时在厂里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以父亲的资历和级别，还到不了需要被打倒的程度，但父亲因为站在了“革命派”的对立面，在工厂里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我对“文革”的记忆是模糊的，因为那时自己毕竟还是一个懵懂不懂事的孩子，现在想来，那么多人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运动中来，而父亲却不愿卷入其中，不是因为父亲有多强的政治判断力，想到了这场运动的最终结局，而是因为来自于农村的父亲，不愿承受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因此，他想逃避，但却未能如愿。
1968年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
“文革”后期，工厂里的“军代表”撤出，那些曾经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掌权，工厂的头等大事是抓生产，父亲以其基层工作经历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成为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拐了个弯，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父亲被任命为这家工厂的厂长，这也是“文革”后淄博市委任命的第一批厂长。
在任厂长的那些年里，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扛起这份责任。父亲坚持每天五点多起床，六点就去厂里，往往不到七点已经从生产车间转了一圈回到办公室。父亲是从生产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上班前去车间转转，当天的生产情况就已经了然于胸。在当厂长的数年间，父亲几乎是天天如此。有一年，姥娘家垒院墙，父亲不小心从两米多高的架子上掉下来，当时摔得不能动弹，到厂医院检查说没事。但是，从那以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每天起床自己起不来，要靠母亲把他拉起来，但他一天也没有耽误上班，照样早早到厂里，从车间转回来了，办公室上班的人还没到。在很多年以后的一次体检中，大夫发现父亲一条肋骨有骨折后愈合的痕迹，这时父亲才想起来，应该是那次受伤导致的。
改革开放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此时，上海宝钢建设工程上马。宝钢工程建设是在当时国力羸弱、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上马的重点工程，全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为实现耐火材料国产化，冶金部在全国寻找配套厂家。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这都是难得的历史机遇，父亲他们不负众望，终于跻身其中，先后争取到国家投资3600余万元，对工厂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这是建国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工厂成立了宝钢配套工程会战指挥部，父亲任总指挥。我还记得，那时会战指挥部就设在厂招待所，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建成了一条现代化生产线，原来的厂房、设备也进行了改造，使原本落后的工厂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如今，这个企业最高的两座建筑，还是那时为上海宝钢配套建设的。
时任淄博市委副书记牛良（前排左四）视察工厂时的合影
父亲从农村来，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改变他身上的农民习性。我和大哥的孩子都是女儿，父亲曾经为没有孙子传宗接代而略感遗憾，好在后来弟弟有了儿子，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父亲的出身和生活经历，让他特别能体会工人们遇到困难时无助的心情，因此，无论谁遇到困难找到他，父亲都尽力帮忙。在六、七十年代，很多职工子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远赴他乡，后来许多人留在当地参加工作。有些老工人年龄大了，希望将子女调到厂里来，方便照顾自己的生活。父亲与其他厂领导商量后，觉得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实际困难。于是，厂里做了个决定，凡职工子女上山下乡，在外就业自愿调回的，厂里敞开大门接收。因为这一个政策，就使200多职工子女回到父母身边。从1979年开始，国家停止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城里一时又无法安排众多青年就业，许多职工子女成了待业青年。那时，国有企业招工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企业无权自主招工，父亲便提出自办集体工厂，一次便招收了130多名职工子弟。父亲的善举，虽然解决了老工人们的后顾之忧，却也造成了厂里复杂的裙带关系，按照生物学原理，近亲联姻不可能造就健康的肌体，一个企业的人际关系亦是如此。父亲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更多的是以一颗仁者之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可能没有考虑到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这是父亲的局限。
过去国有企业的办厂模式，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都要管，所以，父亲当厂长，不仅要管好生产，还要管好职工生活。父亲当厂长的那几年，正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生产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有钱了就想着为职工改善生活条件，正是在那段时间，厂里先后为职工新建了职工医院、俱乐部、学校教学楼、家属宿舍楼等一批生活服务设施。父亲一心一意要把企业办好，为职工服务好，但是，办好一个企业谈何容易，有时能感觉到父亲的困顿和苦楚，每当这时，我也能体会到父亲内心的坚强，因为，无论遭受多大的曲折，他都不曾抱怨，也不曾向不公的命运低头。
陪同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建设总指挥黎明（左一）视察工厂
当然，父亲也享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荣耀。在他任厂长期间，厂里的产品破天荒获得了“国家银质奖”，是这个行业迄今为止最高的产品奖项。父亲告诉我，他代表厂里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从张店坐火车去北京没有买到座票，车厢里人挤人，他们一路站到北京。还有，那时候在本行业有个全国性的竞赛活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竞争力排名，父亲他们的厂子总是名列前茅，从没有跌下过前三的位置。晚年时谈到这些经历，父亲的内心是满满的自豪。
尽管工作干得不错，父亲那时仍然每月拿五十多块钱的工资，母亲是家属工，每月只有三十几块钱的收入，我与大哥陆续参加工作后，收入都不高，全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八十年代初，还没有公务接待这一说，上级机关来人，与父亲私交好的，父亲都要请到家里吃饭。我还记得时任冶金厅副厅长的孙伯伯、何伯伯，都曾到家里吃过饭，其实，那时的招待也是极其简单的，就是吃顿饺子，很随性，他们也不挑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如今这两位老人也已作古，他们那种朴实的作风，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再后来，厂里在职工食堂辟出一个小房间，专门接待上级机关领导，父亲有时便在那里接待客人，但是，厂里不管酒，父亲偶尔会从家里带酒。记得有一次，父亲接待客人让弟弟去送酒，那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弟弟，路上不小心把酒瓶摔了，害得父亲招待客人的酒没有喝成。
接待外商来厂考察
八十年代中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国企改革，像涌动的潮水一波一波的袭来。这时，国家提出领导干部要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父亲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在第一轮国企改革中便面临被改革的命运。父亲后来说，当时冶金厅找他谈话的领导，是两位副厅长加上干部处长，阵仗够大，他们预想的这次谈话可能并不轻松，没想到父亲很痛快的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那年父亲只有48岁，按说正值盛年。颇有戏剧性的是，在父亲卸任厂长三年后，上级领导提出让父亲再接任厂长，他内心曾经进行了一番挣扎，说明他对三年前的那次离职是心有不甘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当时只有51岁的父亲，因为多年的操劳已是百病缠身，他谢绝了上级领导的好意。
新建生产线一角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又一波改革的浪潮袭来，这家有百年历史的工厂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时已不在主要领导岗位的父亲，对打着改革的旗号，将企业置于前途未卜的境地，他是坚决反对的，于是，他大胆地站出来试图扭转改革的走向。这一举动，让父亲彻底卸下了背负的一切，他被以年龄为由退出了领导岗位。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国企改革走了太多的弯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自此这家工厂经历了将近十年的低谷，至今让人扼腕。
父亲晚年在曲阜孔庙留影
1992年，父亲在55岁时办理了退休。本以为退休后的父亲可以从此颐养天年，怎奈仅仅四年后，父亲就因中风瘫痪，并在病床上与疾病抗争16年后驾鹤西去。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的生命轨迹，就像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他用自己最大的力量让生命绽放，倏忽间便归为一粒尘埃。他经历了生命中的辉煌，也承受了太多的不如意，无论顺境、逆境，他都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个人命运多么微不足道！
2017年工厂全景
父亲走了，正如那首诗里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无法带走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父亲一生清贫，身无长物，他没有给后辈留下任何物质财富，留下的只有这无尽的思念......
2018年2月5日改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