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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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芝哥在叔伯堂兄中排行老大，亲兄妹四个，大姐培贞，二哥培兰，三哥培芳。那时我还很小，知道堂兄们的名字，对叔伯大爷刘承信很不理解——三个哥哥一个比一个壮，个个浓眉大眼耳阔面方膀宽腰圆，怎么就起了些女人名字？等我稍稍长大，开始觉得在家乡土生土长的叔伯大爷刘承信与众不同，如何不同说不出来。长大以后，好像豁然省悟一般，对大爷刘承信佩服得不行了，芝、兰、芳，文与雅全有了，原来大爷好有文化！
我的父亲兄弟四个，排行老四，最小，文化程度却最高，读过几年私孰，字也写得漂亮，我见过父亲公私合营前在自家商号“益兴成电料行”里记过的流水帐，小楷竖写，不事张扬却气息流畅，在实用中透出书卷之气，是父亲自己在生意过程中习得，还是小时候得到私孰先生的嫡传，已不得而知。如同世间很多事，当事人俱在时不知抢救，意识到事情的价值时往往早已无从考察。千古之谜或者旷世遗恨多因此造就。
我们亲叔伯弟兄五个、姐妹四个。大爷生有一女，即在自家屋前被鬼子的炮弹炸死；二大爷生有二男；三大爷生有一男三女；父亲有我和弟弟。在为我们弟兄五个取名时，集中了全体父辈的智慧，也不过依次取为培场、培福、培国、培业、培华。老大培场，是场院的场，不是经常的常。场院多好啊，有的是粮食和收成！歉年丰年，旱年涝年，五谷杂粮，点滴丰收，都要在场院上积聚。也许是培场哥读了高中，认识了更多的汉字，认为“常”与“长”比“场”更有意思，在写给父亲的总是以“提笔展纸”开头的家信上，不是用“常”就是用“长”来落款，从不用场。老二培福，老三是我，老四培业，老五是培华。为我们取名时长辈们可能考虑到不要太过直白，从字面上已看不出与粮食的直接关系，但还有个小名（乳名），却务必与粮食有关，于是培福叫仓，我叫囤，培业叫粮，而且前面冠一个“大”字，分别叫大场、大仓、大囤、大粮，跟粮食捆了个结实。可见老辈人知道没啥吃的厉害。
至于培华，也许是两位大爷年事已高不再固执己见，父亲多年活在城市，我与弟弟都生在城市，不太为糊口担忧，弟弟培华就没起乳名，大名也没用成——与一个远房哥哥重名，为长幼有序起见，只好改培华为建华。
话说得有点远，可一边是粮、仓、囤，一边是芝、兰、芳，两相对照，个中意味，也许只有等到我们的下一辈成人以后，由他们感悟得出。也许他们会嫌芝、兰、芳脂粉气，而粮、仓、囤却最具生活气息，接地气，有生命力，大俗而大雅。环境造就人，人很难超越自己生存的环境。人却往往又喜欢用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定义一切。一代一代，人也许就是靠着这点自以为是活着。
-02-
承信大爷是地主，我父亲却是贫农，过去不懂得阶级成分的划分，只听说旧社会遇有兵荒马乱时，大爷会把一些金砖拿到我家代为保管。我见大爷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60年代，住在博山税务街171号云家大门。当时我只有几岁，经常有淄川老家的乡亲，推着独轮车来博山火车站卖瓜，有烧瓜、面瓜、芝麻粒，当天卖不完，晚上就近连瓜加车寄在我家，第二天再卖。临走时，总会抓出几只甜瓜塞给我解馋，母亲每次都坚决不要，也有硬留下的时候。大爷来我家，只是来玩，跟父亲说一会话，吃一顿饭，一两个时辰就走。大爷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一次喝完玉米粥，总会提起暖壶往碗里倒点开水，端起来逛唧逛唧，全部喝光，一点也不瞎粮食。我有次问父亲，大爷家是地主我们咋就不是？父亲说，看见你大爷喝啥喝了吗？他们家都这么喝。说实话，当时我没听懂。与其说父亲勉为其难的回答我没听明白，倒不如说我的问题难以回答，枯燥的文字概念搀杂了繁复的现实内容，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哪能说得清楚！
大爷年纪大了，来博山串门的就成了培芝。培芝哥大我40多岁，却不拿我当小孩，在我只有几岁的时候，也是不笑不说话，有话板板正正地说。有一次我肚子不好，培芝哥随口就说，可以吃痢特灵，一吃就管用。当时管没管用已经模糊，但这个药名却从此再没忘记。对培芝哥的印象也是从那次开始深刻起来。我原本以为老家来的人都是农民，不会比城里人知道更多的东西。培芝是第一个打碎这个自信的人。
随着年龄增大，从父亲母亲嘴里，三言两语地知道一些培芝家的事情，隐隐约约感觉出培芝哥全家都是一些很能的人，是一些很令我崇拜的人，方方面面出类拔萃。原来我以为是乡下人的叔伯大爷刘承信不仅比我这个“博山人”还博山人，而且如果不是他，我父亲母亲的一生，很可能不是在淄川老家种地，就是效仿三大爷推车卖烧土。而我更不用说，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也不过是个土中刨食裹腹终其一生的农民——叔伯大爷刘承信才是把我们这些人浩浩荡荡引进博山的第一人。
-03-
说来话长。
二十世纪初年，培芝的爷爷只有二亩地，日子过不下去，就去了沂源南麻一家酒店做“外走水掌柜”，奶奶到了西马庄开小卖部，培芝的父亲、我的叔伯大爷刘承信从西马到了博山，给一开杂货铺的朱姓莱芜人打工学买卖。培芝的爷爷掌管“外走水”，生意都在外头，一年到头攀山迈岭走街串乡跑结算。有一年年底骑一头毛驴外出收帐，在离家不远的路上猛地挨一闷棍，被打下驴背昏死在地，钱财被抢掠一空。小毛驴自己回家，东家才说大事不好！吩咐伙计们分头去找，捡回培芝爷爷的一条性命，但已不能干活。好端端的人成了累赘，奶奶气不过上门去找，但已无济于事，东家嘴上净说好话，心里难免会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被抢个净光，还不知是不是一出“苦肉计”？奶奶只有作罢。
博山有个朱少掌柜，莱芜人，与承信大爷曾是师兄弟，把承信大爷叫到博山当他的助理，承信大爷就从此在博山立住了脚。后来，两人与博山“义昌和”料货庄的东家李□坤、银子市 “□康”茶庄的田掌柜，四家集资在西冶街南头设立 “协聚恒”银号，做信贷生意。二、三十年代由西冶街搬迁至西沟街继续经营。用生不逢时形容“协聚恒”银号再准确不过了。清朝中晚期的晋商贸易毕竟让平遥、太谷一带诞生过华尔街的“乡下祖父”，留下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皇城相府、郭峪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丁村老宅、碛口古镇等供后人观光凭吊，而“协聚恒”银号连平遥“日升昌”的一角运气都没有。
民国数十年间，上有春秋战国可比，中有五胡十六国可较，可谓中国历史上不堪其乱的年代之一，军阀割据、经济萧条、物价飞涨，钱毛得如同废纸，银号不如米行牢靠，“协聚恒” 银号就改成粮店，批发粮食。这其间，培芝大哥在西冶街关帝庙、继而在博山考院读小学，又在洗凡中学（后改颜山中学）读初中。读小学的时候，与大街著名的镖师、博山一代武术宗师程玉山的孙子同学，孙子要跟爷爷学武术，爷爷说，你一个人我怎么教？程玉山的孙子就找到培芝说，我要跟爷爷学武术，我一个人他不教，你再叫几个要好的同学咱一块学？培芝又喊了两个，于是七、八十多岁的程玉山就有了自己孙子、培芝哥等四、五个少年高徒，也成就了博山十字路、李家窑等等延续近一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尚武之风，奠定了博山全国武术之乡的地位，可以说博山、淄川一带的武术场子都是这位程老师所创，此话留待日后细说。
承信大爷记着家乡的晚辈，培芝哥没忘了老家的发小。培芝哥的同岁发小有四个，我的父亲、我的另一个叔伯大哥刘培贤，还有双山庄的王福成。承信大爷见博山终究是手工业重镇，孝妇河两岸商号林立、作坊众多，需要大量人手，养家糊口较为容易，只要本本分分不偷奸使懒更有伺机发展的机会，就把他们几个领到博山学着谋生。我父亲就跟了西关的王有财，在孝妇河滩里卖百货，王福成跟着谭海玉做酱菜，培贤哥故土难移不离老家四指，坚持在老家种地（但与博山始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0多岁时在庄头的水湾里救起一溺水少年，博山税务街人，其父王继福为博山车站旅社厨师，感恩戴德，非得让孩子认培贤干爹，培贤也感情乐意，两家当亲戚走动。我家住税北，王继福住税南，培贤每来博山，看了干儿看四叔，两不耽误。70岁时，我父亲中风偏瘫，请来培贤在淄博工人疗养院照顾父亲数年，后得不治之症去世）。父亲在王有财家学伙计，还管着六、七个伙计吃的花的日用支出帐目。晚上给东家伸完铺，回头要记帐、学习，多少练练笔头上功夫。早晨不能睡懒觉，东家屋里一咳嗽，得赶紧跑进去端尿盆、端洗脸水。辛苦归辛苦，却是买卖人的必由之路。我父亲本分，任劳任怨，没有非分之想。干了一段时间，开银号的承信大爷给了我父亲几块现大洋，说自己摆个小摊吧，父亲就批点电器、电料，摆了个属于自己的地摊。那时候生意人看的是诚信，承信大爷开银号，别人都信得着，敢赊给货，父亲的小买卖倒也有声有色，直到博山解放后的1952年，正式起名成立“益兴成”电料行，1956年以区区100多元的股本公私合营，确立了父亲后半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身份。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从承信大爷身上耳濡目染熏陶而就的乐善好施，使父亲在公私合营时做过这样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老家有位远房叔伯爷爷，孤身一人过活，忽然一天投奔父亲而去，父亲热情收留，一个烧饼掰开吃，顺便一起张罗本来不大的生意。公私合营时，善良的父亲以为总算融入了时代经济主流，是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不能让那位远房叔伯爷爷错失良机，200元的股本，拆成两份归到各人名下，结果一颗好心造就出两个资产阶级分子。幸运的是，那位远房叔伯爷爷了无拖累，每逢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到来，孑然一身毫无悬念的老人不能激起人们的斗志而屡屡如漏网之鱼幸免于难，如若不然，老人因当初父亲的一番好心屡遭劫难，那将是父亲另一个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父亲的遭际绝非能够动地感天，但作为世俗凡人和善良之人，他本不该承受的苦难已着使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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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芝刚上初中，不想颜山中学却散了伙，便没再上学。大街有家酒店，承信大爷就让培芝到那里去干。刚去，又年轻，酒店里净安排干些抬抬扛扛的力气活，朱掌柜的不干了：“咱去学买卖，不是去扎觅汉的，老是让咱抬货，咱不干啦！”培芝回了家，税务街南头“三盛泰”瓷器行的赵老板说：“我看培芝这小伙计不孬，来吧，来我这里干！” “三盛泰”的窑货都是从山头收来批发，培芝被安排跑山头收货，培芝嘴勤腿勤，该要的货，早早就能拉下来，老板很满意，一干就是二、三年。这一年，另一家瓷器行“瑞祥和”的孙老板与赵老板是朋友，向赵老板要一个“行手”（即行家里手），赵说有力气、有经验的有好几个，随你挑，孙老板却挑中了最小的伙计培芝，又在“瑞祥和”干了二年。
四、五年过去了，培芝不甘心，就给掌柜的说，想自己学着干。“三盛泰”“瑞祥和”的老板都支持，说咱有的是窑货，东西济着你拉。培芝就弄上马车装上窑货跑济南。跑了二、三趟，卸货的时候把腰扭了，有点肾出血，培芝的朋友、济南太阳颜料厂的经理说，有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挺好，就去住了10天。跑济南卖了200条碗（每条20只）的钱刚够支付医药费，颜料厂的经理却已经算了帐。原来，颜料厂有个姓董的帐房，老是和经理捣鬼，经理早有换人之心，自从看出培芝少年老成、聪明能干，就暗暗拿定了主意。由此，培芝放下马车，成了太阳颜料厂的帐房先生。 干了化工，培芝大开眼界才知道什么叫挣钱。颜料厂的师傅们照顾家，用的不是钞票而是黄金。培芝当了帐房先生以后，老板又轻松起来，白天吸吸大烟，晚上才到厂里看看，听听汇报。干了大概一、二年，有两个师傅跟经理弄顶了，一拍屁股走人。老板就找来自己几个外甥干，培芝一看不好管了，跟老板说不行找个自家的人干吧，不然就得伤和气了，就离开了太阳颜料厂。
20来岁的培芝，与几个师兄弟们联合，成立了自己的颜料厂。做颜料很有道道，日本人的时候，专查做颜料的，国民党的时候也是。原来做颜料的半成品，三硝基酚、二硝基氯化苯，本身就是爆炸品，又可以拆分出硝酸、盐酸、硫酸和石碳酸，二硝基氯化苯水煮加温，就可得到煮青。这些东西都是八路军的紧缺物资。炸药自不必说，单说八路军、新四军的灰军装，用的就是煮青。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还生产不出灰色染料，八路军买去黑色，该染白布10丈却染上30丈，出来就是灰。四师兄做颜料的时候，是夜聚日散，你带这样设备，我带那样原料，找个地方鼓捣一宿，就歇一个礼拜。有个叫邢安银的八路，每回悄悄潜入济南都找培芝要货，就找一个邻居货栈让他住下，末了请客栈写个条、盖个章，再暗里花钱托人，说是我的业户，介绍他过两道关卡出济南奔段店。济南解放前后，培芝家12口人租住在两军必争的制高点石冈子附近，两边的队伍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打枪打炮，也喊话咋呼，叫居民去段店躲避，很多人不走，子弹像蝗虫在头上乱飞乱响，炮弹随后咣咣落下，南屋的邻居家炸死了四个青年学生，西屋一老人炸去一条腿。仗不知要打成啥样，颜料厂四个师兄弟每人分了六、七两黄金散伙。
济南解放以后，培芝一家终于买下一座四合院，建起一座家庭作坊式的振鲁染料厂，开始自己做颜色，生产“光明牌煮青”，销往鲁西北一带。正愁周转吃紧，培芝遇到了吴涣芳。吴涣芳，宁波人，在上海专做颜料生意，托培芝这边进货，给培芝佣金。货一批批发往上海，佣金培芝却一分不要。吴涣芳硬留下了5000元，说就算你借我的！后来吴又给培芝在上海找房子设点，买卖做到了上海。济南解放，淄博还在拉锯，承信大爷看到天下大乱，还是在老家多置些土地保险，就把在博山挣下的钱买了50亩地。解放后以村为单位评阶级成分，一个村里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缺一不可，东官庄都穷，没有大户，土地没有多过大爷的，一个地主名额自然非他莫属，按培芝的话说是巴巴结结当上了地主。再矬子里头拔将军，选出一个富农、中农、雇农，剩下的都是贫农、下中农，东官庄中国农村的阶级分析就告完成。
有吴涣芳的5000元垫底，振鲁染料厂的产销势头很好，大哥很高兴，计划再积蓄点资金，把厂子办到上海、天津。1953年，济南开始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大哥的实业梦一夜之间成为泡影。此时培芝有两条路可走，一、以资本家的身份参加公私合营；二、与其他人结合组建合作社，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培芝明智地选择了后者，与地主兼资本家失之交臂。
培芝的合作社叫济南市第二化工社，成员还有李玉芝、盛义卿两家，生产硝酸钾和颜料，之后转成济南市第四化工厂，什么挣钱做什么。由于培芝他们技术过硬、产品创新、经营灵活，第四化工厂在全济南市出尽风头。当时一般单位的工人工资是二、三十元，他们厂是四十元，李玉芝厂长和培芝的工资是120元。合作社已经不是私有制，一大二公的弊端开始出现，第四化工厂效益一好，马上就是人员调入，一年之间，先后有印花的、漆布的、搪瓷的20多家合作社五、六十人蜂拥而入。
培芝从小习武，三哥培芳说他能打50多套拳，我一套也没见过，但我听他说过自己武功高强，当年在济南第四化工厂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总是捣蛋，把李厂长捣烦了要开除他们，培芝知道，这些小青年到了社会上，用不了多长时间，不是砍死别人就是被别人砍死，就跟李厂长说，这样吧，叫这哥几个跟我干吧。
培芝没絮叨他们，也没给他们立规矩，更没用自家的武艺示威他们，只是把他们召集起来，说实在不想干活的就走，想干的跟着我好好干，没有一个走的。就嗨地一声把一只装着500斤油脂的油鼓子从地上抱上了车，小伙子们傻了眼。又利用闲暇时间给他们讲化学知识，把全厂40多个产品讲得滚瓜烂熟头头是道，小伙子们服了气，左一个刘工，右一个刘师傅，一个比一个嘴巧，一个比一个能干，没有一个熊的。有两个在培芝的孙子婚礼时还专程从济南跑到淄川看大哥，早已是六、七十的人了。
大哥就是这么一个与人为善、仗义疏财的人。这还得说到大娘经历的一件小事。一次，大娘一个人从淄川老家去济南，一出火车站，就有一个带草帽的车夫说：“大娘就上我的车！”“到中大槐树多少钱？”车夫说：“先上车吧大娘。”就把大娘扶到了车上。由于大娘一路晕车，坐在洋车上还没缓过来，没再说话。半小时以后，洋车停在了大哥的大门口。大娘很奇怪，没告诉他门牌号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下车？正疑惑，只听车夫说：“下车吧大娘，您老到家了。”母亲忙问他车钱多少，车夫忙说：“您快回家吧大娘，您老坐我的车还用给钱吗，又不是外人。”母大娘这才认出，原来拉车的是李先生。母亲一定要给钱，李先生却早拉起洋车跑远了，大喇叭摁得嘎嘎响。这是辆很时髦的洋车，双脚铃、大喇叭。雇主着急，可以不停踩踏脚铃，再急双脚同时踩踏。车夫根据铃声缓急摁动喇叭、加速减速。原来，当年济南四师兄颜料厂的合伙生意拉倒后，各人都拿分得的金子去各显神通，其中这位李先生有赌博的毛病，一年多的工夫就输得干干净净。培芝偶尔碰上李太太，问李先生近来怎么样，李太太只好如实相告：“就知道赌，出门就六、七天找不着人！” 李先生输光以后，没处去了，在家跟床作对。李太太只好求培芝，不然一家人就活不下去了：“见着老李了，在家里装死呢！”培芝赶过去，说咋吃饭呢？李先生一言不发。“下点力气吧！大哥给你弄辆车子，拉几天洋车吧！”“大哥的钱我不要。”“生活要紧。以后有了钱可以还我。”从此，李先生靠拉洋车养活一家三口，到李先生孩子成人真有了钱要还培芝的时候，培芝说我不要了。可见大哥的为人。当人的尊严被强权政治肆意蹂躏的时候，智慧、感情、人格这些最具价值的瑰宝，只会在民间熠熠生辉，那是人性和良知的希望所在。
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当权，济南市第四化工厂把斗争矛头直指培芝，他是地主出身，又什么都懂，要“推倒映壁墙，打倒洋圣人”，培芝借此告老还乡。回到淄川老家，这位“洋圣人”还是一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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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芳说，培芝年轻的时候，大腿比他的腰还粗，看来是真的。不仅武功高强，据说培芝的水性也不一般。
昔日萌山水库，今日的文昌湖
老家庄头就是那个萌山水库，曾经有段时间里头有很大的鱼，培芝好像是唯一能逮着大鱼的人，那鱼站起来差不多有人一样高，用网子捕住却拖不出水，因为在水里，三个壮劳力也顶不了一条大鱼。培芝是绾绾袖子下去用膀子挎住鱼揭腮，硬直直地拽上来的。老家的人都会踩水，水大的时候高大的白杨树都被淹没了树顶的鸟窝，可见水有多深。小时候我在水边上看洗澡，有人非要把我从高崖上拥下去，吓得我魂飞魄散（我这样说决不是娇情，那一帮年龄仿佛的小伙伴，从小在水里泡大的，没有不会踩水这一说，压根不知道城里长大的孩子会被水淹死。所以如果不是我的嚎叫充满恐惧，他们把我拥下去再正常不过，我掉进水里一沉到底也是必然结果）。培芝的水性又是无人能比的。据说先前，旱魃肆虐时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将庙里的龙王请出来祈雨，用八仙方桌搭一个神台，选八位精壮小伙肩负起龙王端坐的神台，前有旌旗招展开道，继有著名商家锣鼓喧天，在深水里游行。那时培芝从省城回家，听说后心下窃喜，就找一个旮旯处悄悄下水，潜入神台之下，张开有力双臂，左右撼动摇摆，把那些小伙子弄得晕头转向诚惶诚恐，岸上的老人大喊一声“龙王显灵啦！”所有信众訇然扑地，头颅磕得嘣嘣响。八个小伙眼看支持不住了，培芝这才罢手，从远远的水道上冒出来，抹一把头上的水，挤出满脸无声的笑。
我至今不会凫水，但也许这就是树叶对根的情意，不仅父亲每年都会擦亮那唯一的一双黑皮鞋，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服返乡，这家坐坐，那家拉拉，凭借在城里干商业的便利，带一些凭布票、粮票、副食票等买到的烟、酒、糖、茶等紧缺物资，东家送点，西家给点，赚回一个“四爷”、“四叔”的感谢，我虽小，但我看出父亲满意的并不是这些感谢，而是找到了一种自尊，一种一年360天低声下气小心翼翼的心理补偿。老家给我的不是这些，但故乡的种种气息，包括没有路灯的夜路、夜晚满庄的狗吠、正月里点上气灯人头攒动的乡戏、白菜炖豆腐娶亲的宴席，都对我幼小的心形成强烈的吸引。在我未上中学，还不能胜任长途步行，从淄川县城到老家还没通公交车之前，我陪同母亲（那时母亲久已重病缠身，有活一天赚一天的准备）回家时，便是由培芝安排专车接送——一架地排车，铺一套被窝，驾辕的是我的嘲巴舅，拉边套的是大傻子侄儿，从三里沟火车站一气拉到东官庄，将近30华里，中间翻越山神庙一座大山，他们气喘呼呼汗如雨下却一停不停。他们不是不累而是不知偷懒，被人们一个称作嘲巴，一个称作傻子。不下四、五年，每年一次，我和母亲坐在那辆板车上，在通往老家的山路上颠簸，我忠实的大舅和我永不疲倦的傻侄子，肩上勒着那条绳襻，脚步匆匆地在山间小路上奔跑。那情景算来已过去了近40年，但它充满了象征和讽刺意味——40年间，许多许多精明的人都先后作古，而我耄耋之年的大舅还好好地活在人世，傻侄子该60大多了吧也活得挺好。
我的两位表姐和朝巴大舅
那傻侄子是培芝哥的大儿子。
40多年过去了，培芝哥与我的父亲都已是虚岁88的老人，父亲从70岁中风偏瘫在床，而培芝哥却在枕头底下放一个氧气瓶，心脏走走停停时自己就吸上氧气，竟然一次次赢得了与死神的较量。白天，仍然照料着买主不时光顾的油料门市部。我回家给母亲上坟时，路过庄头培芝哥的门市部，一定要进去坐坐，他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就更觉得他是个人物。
我之所以说培芝是个人物，是因为感觉他什么都会、什么都懂，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出路，能在任何时候都嘻嘻哈哈。我说他是个人物的时候，培芳却说他是个“财神”，并且给我讲了这样一串故事。故事的变数，就与大傻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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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芝哥一家，从省城济南回到淄川农村，承信大爷老两个已经老了，大嫂又患了重病，卧床不起，更需要他照顾；还有五个孩子靠他来拉扯。但是，最让大哥难受的并不是这些。在根红苗正的人眼里，大哥是专政对象，骂你，打你，把痰吐到你脸上，把大粪甩到你身上，你都得忍着。好在绝大多数乡亲还是善良的，大哥需要这种善良，乡亲们也需要大哥的智慧，因为乡亲们太穷了，生产队里起早贪黑干一年，劳力多的户，能分到一、二百元；劳力少的户，只能分到几十元；没有劳力的户，不但分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有几个胆大的村干部，找大哥商量办点副业，以改变一下这种贫穷，培芝哥只是笑，干部就说，你尽管放心，出了问题由我们顶着，你只出技术就行。厂子办起来了，年底分红的时候一算，1.20元一个工，全村的收入比往年提高了五、六倍。公社其他村一个工高的2角，低的只有5分。乡亲们乐了，这个“地主反革命分子”还真是棵“摇钱树”。消息不胫而走，厂子立马被封，大哥被抓进了监狱（后监督劳动），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地下黑工厂”。从此，乡亲们又过上了穷日子。
话说1966年，老家要修萌山水库，我们的村庄正是上游库底位置，为此，我们全庄老少，被化整为零，作为库区移民，分别安置到周围的村庄去落户。25里外周村高唐长旺村的老书记久闻培芝的大名，请大哥一家到那里定居。老书记对大哥一家并不歧视，他还嘱咐全村社员要和其他社员一视同人，但不久就再三劝说大哥帮他们办一个村办企业。老书记还许愿说会想办法把你的“反革命”帽子摘掉。那就干吧，厂子真的办起来了。
这时候，原来老庄被疏散到各村的乡亲们，因为是“外来户”，不愿被人歧视，毅然返回了老庄，原来的住房被推倒了，他们就在村南的山坡上盖房住了下来。陆陆续续，全村人都搬回去了。最后，只有大哥家回不去。全村人都回来了，怎么能少了他们一家呢？乡亲们就想怎么才能把大哥家也搬回去。随后，长旺村让大哥办起了厂子的消息传来，这还了得，分明是抢了我们的“摇钱树”！既然明正言顺地去要他们不给，那就去抢！一个数九寒天冰冻三尺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百多名青壮年，拿着铁锹，扛着扁担，带着绳子，行程二、三十里，从结冰的湖面上悄悄地摸进了长旺村。没想到霎时间全村的狗就叫成一片。长旺的民兵立即带着家什在拥上村头，全村的百姓也打着火把赶来助阵，一场火并一触即发。这阵势吓坏了年迈体弱的成信大爷，他求了这头求那头，好说歹说，总算没打起来。
乡亲们没抢回大哥，在回村的路上有哭的有骂的，但是没有办法。而长旺村对大哥一家严加防范，想回老庄就更难了。
有一天，长旺村里死了人，大家跑去看下葬，大哥的傻儿子也跟着去看热闹，村里的孩子欺负他傻，一把把他推进了坟坑。这可把傻子惹火了，他从坟坑里爬出来，说啥也不在长旺住了，当天他就一个人回了老庄。他本来就傻，一个人回去，既没有房子住，也没有饭吃，大娘不放心，只好随后跟了去。大娘是小脚，爬山越岭去撵傻子，大爷不放心，也赶去追他们。大嫂怕傻子犯邪，爷爷奶奶哄不了他，也只好跟回去照顾老人和傻子。大嫂一走，四个未成年的侄子、侄女没人管了，村里只好放他们走。最后，只剩大哥一人走不了。三哥培芳小时侯的一个伙伴，挺有本事，他先设法弄到了大哥的档案，然后落到了老家，不久又找了个机会，偷偷把大哥带回了村。对长旺来说，惹火了傻子，推倒了自家的“摇钱树”。
培芝回到东官，自然不能闲着，除了建炼油厂提炼再生机油，还建化工厂生产硫化碱、碳酸氢氨、磷酸胺、腐脂酸氨，有的产品在国内爆了冷门，山东大学的教授，隔三岔五就领着学生来实习，纷纷拜培芝为师。以炼油厂、化工厂为龙头，东官村的副业好不红火，挣了钱建了岩棉厂，再挣了钱又弄了珍珠岩厂，干了一辈子资本主义的培芝，晚年老当益壮扎扎实实当了一把社会主义黄牛，直到80年代中期，培芝66岁时卸任，现在淄川商家山东机动车教考中心对面的马路边，开一个油料门市部解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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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父亲一样，大哥也老了。他们这一代，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改朝换代、维新改良、文化革命，他们的抱负不可谓不远大，他们的睿智不可谓不突出，他们的劳动不可谓不勤奋，兴业济世的成功总是与他们无缘！
多少年来，从省城到家乡，从学府到乡下，都知道大哥精通化工，起初只有高小文化，靠自学攻下大学数理化课程，并且极善变通，敢于进行最危险的实验，敢于研发没有过的产品，在整个应用化学领域几乎无所不能，却极少有人知道他的绘画天赋。在博山考院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绘画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曾梦想长大以后当个画家。过去百姓家里家家户户除夕辞旧时，总要请一张关帝爷的年画供养上。解放前夕，培芝哥曾自己画了一张关公像，贴在堂屋正面墙上，过年的时候，在画像前摆上香案，一家人都向关老爷磕头，祈求关老爷保佑全家财运亨通，福星高照。三哥培芳告诉我说，时隔60多年，直到现在，他还能记得那张画的样子：关老爷坐在虎皮椅上，身披战袍，右手捋着长长的胡须，左手托着一本线装书，正在夜观《春秋》。虽然整幅作品只用水墨完成，但关老爷凛然正气的风貌，却表现得淋漓尽至。可以想见，如果能有名人指点，大哥日后肯定能成为一位著名画家。据说当年还不如他画得好的几个同学，后来也都成了名家。但是，在成信大爷的极力反对下，大哥不得不弃画从商，使他的画家梦变成了泡影。看上去，这似乎只是培芝哥一个人的终生憾事，如果人世间少一些这样的阴差阳错，世事多一些善解人意，我们生活的世界该有多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