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在淄博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淄博全市统战系统各领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断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淄博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系列统战历史名人、故事，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统一战线。

马叙伦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书法家，擅长楷书、行书及篆刻。

与中国共产党的情缘

马叙伦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

五四运动时主持北京大学教职员

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叙伦颇有名望，他主持的北大教职员会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马叙伦作为代表前往狱中探望6月3日被捕的学生时，同学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外面形势，由于军警在旁监视，马叙伦便改用文言向大家介绍时局。愚昧的军警听不懂文言，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

在20年代初，先救“南陈”，后救“北李”，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既是同事，也是新文化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此时他虽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创建，却从思想上同情这些革命者并尽力提供帮助。

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为避开监视，他机智地打电话给住在陈独秀附近的沈士远教授，不直接说出名字，只称：“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报告，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伴同下，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在路上又商定了建党之事。

1921年8月，马叙伦被军警打伤，遂南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提倡民主办学并推行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经验。1922年夏，经蔡元培等推荐，马叙伦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他被任命为教育次长，于是北上回京。当时有人认为他当北洋军阀政府的官不合适，而他表示“教育部关系革命，不应放弃”。

1924年秋天，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兹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马上意识到所讲之人正是李大钊的字“李守常”的谐音，便甘冒风险把此件压下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迅速转移脱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叙伦又积极营救被捕下狱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在政府内又秉公办事，深受国民党当局嫉恨。在南京政府提出“马叙伦不孚众望，令其辞职”后，他愤然辞官，再次回到北京大学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在北平牵头成立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赶到成都劝说军阀刘湘，为促成停止内战而尽力

30年代中期，面对民族危急，马叙伦出头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自己出任主席。他得知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便亲自赶到成都游说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说明国家面临日本侵吞的燃眉之急，不可再打内战。刘湘经此劝说，又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红军离川北上陕甘后果然提出联共主张，又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为促成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做了有益的事。

“下关事件”

1946年春夏，马叙伦又召集组织六个民主党派团体，于5月5日召开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向国共两党都发出了要求停战的电函。6月23日上午，马叙伦为首的十位代表乘火车出发赴南京，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上海各界竟来了10万人相送，“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响彻车站内外。

国民党当局面对这场多年未有的人民大示威，恼羞成怒，令特务机关也以所谓“民众”身份对付。6月23日下午，火车刚到南京下关车站，几百名一副流氓相、自称“苏北难民”的特务和地主还乡团马上包围了马叙伦等代表。这群家伙叫嚣说共产党搞土改把他们赶出家乡，正盼政府出兵，上海和平代表应该去向共产党“请愿”。马叙伦等人当场严拒这种无理要求，接着在喊打声中，暴徒们把代表们围殴了五个小时，在场的大批警察宪兵都一直袖手旁观，从而造成“下关惨案”。正在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得知后怒不可遏，马上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逞凶，并组织人将伤员送往医院。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床上，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的衣服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下关事件”后周恩来探望马叙伦

在南京下关车站所流的鲜血，更使马叙伦和他所领导的“民进”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为报刊撰写了百十篇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

在马叙伦最后的时光里，他勉力书就了毕生奋斗的深切体会:“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马叙伦最后的遗训，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真实写照。

酝酿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当时马叙伦的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绍鏊、马叙伦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及八仙桥青年会礼堂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他们不仅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地址

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利取得斗争的胜利。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

投身筹备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马叙伦在香港从广播中听到后，认为《“五一”口号》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讨伐令，是“一篇胜利的檄文”，“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5月5日，马叙伦除了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联名致电中共以外，又以民进的名义在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自此以后，民进便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积极筹备新政协的双重任务。

为了实现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民进首先对政协的性质作了阐述。1948年5月，马叙伦著文，在对新旧政协作了比较以后，认为“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马叙伦的这些看法，现在听起来很平常，可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高见。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哈尔滨两次讨论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

1949年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托，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2月，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来北平。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毛主席到北平后，于5月中旬邀请马叙伦等商谈政协筹备工作。6月5日，民进理事会讨论了将要提交新政协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草案。

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民进，民进成员郑振铎、周建人作为文化界代表，民进成员雷洁琼、葛志成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出席了会议，马叙伦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民进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一届政协。马叙伦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行教育改革

关于学生健康的问题。

马叙伦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当他看到一份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报告后很是着急，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刻批示：健康第一。1950年6月19日、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又两次就学生健康问题亲笔写信给马叙伦。第一封信说：“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第二封信说：“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问题。”马叙伦领导教育部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并亲自组织干部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具体措施，如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这些措施在全国各级学校中迅速贯彻，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改善，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毛泽东主席致信马叙伦手稿

将一些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一律改为国办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发现辅仁大学的校务受到国外教会的干涉，立即决定接办该校。这是中国人民收回教育主权的大事，也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马叙伦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方针政策。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代表教育部向辅仁大学教会驻校代表发表书面谈话，阐明了中国的教育政策，严正声明：政府有责任保障该校全体师生的工作学习不受损失，教会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教会代表诬蔑中国干涉宗教自由的谰言。在记者招待会上，马叙伦重申接收辅仁大学自办，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后来，马叙伦又主持召开会议确定了处理这类学校的原则、办法、政策、措施。并将11所与辅仁大学情况类似的学校改为公办，9所改为中国人民自办。

改革学制，进行院系调整

1950年6月，马叙伦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改革及学制、领导关系等问题。马叙伦指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会后他还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改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于1952年至1953年，直接领导了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这项重大改革建立起了以理工科为重点的高等学校体系。通过院系调整，我国高等工科院校建成了比较齐全的专业科系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

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提高

他提出：师范教育，各级师资的培养与提高，是整个人民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能否发展的关键。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尊敬人民教师。马叙伦还代表政府提出：在政府财政力量与群众负担可能的条件下，必须努力设法适当地改善教师的待遇，使大家能安心工作，以利于初等教育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这一点受到广大教师的热烈欢迎。马叙伦还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少数民族的教育建设事业是新中国教育的一部分，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有着重大的关系。马叙伦对少数民族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以及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问题都做了系统的阐述。

在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期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不但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教育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这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和各种建设事业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他对教育工作所作的有关指导性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所走上的正确道路。

马叙伦的一生，是一个由受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主义斗士，后来又竭诚与共产党合作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立志建设民国，后来又深恶军阀统治黑暗和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卖国，同共产党人由朋友式的同情发展为全身心地拥护。

马叙伦在从事爱国政治活动时，还不忘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一生中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对音韵、训诂、金文、石鼓文、古籍整理、校勘、注疏，以及老庄哲学、古典诗词和书法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