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藏铁路的开通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天路”带来的便捷和实惠，但实际上，另有一条“天路”正悄然挺进雪域高原，正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2016年8月，来自17个对口支援省市和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校的8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进藏，进行组团式教育援藏。
800名教师以每10-50名教师组成1个团队集中对口支援1所中小学的形式，集中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学校，帮助西藏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示范性高中和标准化中小学校。与此同时，410名西藏中小学置换选派的骨干教师和学校管理干部赴对口援藏省市和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校进行跟岗培训。
补短板，将内地先进经验融入到藏区教育
走进山南市第三高中，一栋栋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有序排列，红色的塑胶跑道，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孩子们在蓝天白云下尽情嬉戏……
然而，一年前，当校长邹四雄带着45名湖南省援藏教师走进这所位于扎囊县郊、西藏唯一一所设在县里的高中时，这所新建的学校还只能算是个“半成品”：没有校门，操场长满了蒿草，各种设施也不齐全，当年计划招生500人，结果有65人没来报到。
邹四雄告诉记者，他们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入乡随俗、了解校情、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一方面，千方百计加快新校园的整体建设；另一方面，针对藏族孩子的学业基础、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他们在教学上确立了“降难度、低起点、重双基、强训练、抓反复、反复抓”的教学策略，将课堂重心下移，抓实有效课堂。仅仅过了一年，山南三高的教学质量有了跨越式的提升，在今年的高考中，专科及以上上线率达80%，比去年的53%提高了近27个百分点，本科上线率在去年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达到了20%。
由于地域、人员、文化、理念的差别，内地的先进管理和教学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到西藏，必须要融入到西藏的区情、校情、学情当中去。
殷茂堂带着40名黑龙江组团式援藏教师横跨5500公里来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第二中学后发现，学校虽然硬件设施非常好，但无论是管理水平、教育理念还是学生习惯，都还有不小的差距。殷茂堂决定从教学管理入手，改教研组业务管理为学年组行政管理，加强班主任对班级的管理，实行德育、学年、教研三位一体。同时，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卫生习惯和学习习惯，让孩子们会学、会玩、讲卫生。同时在学校开展“赏识教育”，每周评选十佳之星、优秀团队、优秀班级，不论孩子在哪个方面有进步，都会得到奖励。为此，黑龙江援藏工作队每学期专门拿出5万元来支持。一年过去了，殷茂堂告诉记者：“学生们的三个习惯变化非常明显。”
在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韩东看来，“组团式”教育援藏的精髓在“团”。“团”既指团队、又指团结，面对一项工作、一份挑战，只要大家能“团”在一起，就有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意思。在专任教师选派上，“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不是将各个学科的教师简单相加，而是以选派数理化等紧缺学科教师为主、兼顾其他学科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他们除了承担了教学任务外，将发挥专业优势指导开展教研、培训和教学改革等工作，从教、学、研等各个环节上补齐“短板”。
播火种，给西藏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师
蔡斌，去年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山南三高的一名年轻教师，就在今年6月举行的山南市讲课比武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对此，蔡斌把功劳记到了师傅援藏教师梁晓文的身上。“师傅对每节课备课的细节都卡得很严，甚至包括每个站姿、每句讲话。”去年，山南三高通过“青蓝工程”，由援藏教师和本地青年教师结成了46对师徒关系，不久前，又结成了32对，而梁晓文自己就带了4个徒弟，分布在三个年级组。
在西藏受援学校采访，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名词“青蓝工程”，取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要通过援藏教师的传帮带，给西藏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师。在拉萨市，援藏教师通过开设公开课、主动编制导学案、带徒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教师。魏小东、张大力、徐夕锋等优秀援藏教师，通过“百名专家下基层”、西藏“国培计划送教下乡”等活动，传帮带本地教师200余人，上各类示范课100余节。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赵隆颢校长告诉记者，进藏后，他要求每个援藏老师要做到“六个一”：讲好一门课、做一节示范课、做一次专题讲座、开一门校本课程、带一个徒弟、结对帮扶一名后进生。
项耀明，作为湖北省支援山南市第一高中的老师，他发现，在全山南市，教育学和心理学毕业的教师一共只有5个人，而且没有一个人从事心理研究。在学校的支持下，由项耀明牵头成立了山南市第一个教育科研中心，目前，他主持的《西藏藏族中学班级团体心理辅导操作指南》课题，已经基本完成，他打算把课题内容出一本书，为西藏的老师们提供一本实用性强的教案。今年，他又申报了一个课题《教育援藏和援助力的研究》。“把这两个课题做好，我这三年就没白来。”
虽然教育部组团式援藏教师任务是对口支援，但实际上受益的远不止这20所受援学校。在上一个学年，仅拉萨市实验小学援藏教师团队就为全自治区各地市、各县区开展讲座、示范课、听评课总计百余节。去阿里地区送教，超过4000米的海拔让本就高血压的陶佳喜老师痛苦不堪，但在讲课过程中，他发现当地的教育水平比拉萨还要薄弱许多，六年级的孩子写汉字像在画画，老师也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本来，他只需要讲作文的内容，看到这种情况，他又临时给自己加了一节阅读的内容，直到凌晨两点多钟，他仍然在和当地的老师在交流。陶佳喜觉得自己来一趟不容易，“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情。”
抗高反，为高原教育奉献赤诚的心
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青藏高原工作，缺氧带来的头痛、恶心、失眠让首次进藏的老师们尝尽了苦头。
每天晚上，拉萨江苏中学校长徐夕锋都要插着氧气管睡觉，白天，则总是随身揣着复方丹参丸和速效救心丸。高原反应导致的血压升高、肠胃功能紊乱、足底痛等让他饱受折磨。但一年的援藏任务结束后，他觉得为了保障援藏教育成果的延续性，管理团队至少要有一个人留下来，于是，他选择成为了那“一个人”。
如果说，徐夕锋对高原反应还有足够心理准备的话，那么，47岁的陶佳喜也许压根就不该进藏。在行前的体检中，低压140，高压190，吓得医生都不敢在体检报告上签字。校领导征求他的意见，他觉得自己没有家庭负担，可以试试。来到拉萨后，不管走到哪里，陶佳喜都带着一顶帽子，别人以为这是他的习惯，殊不知，帽子下面隐藏着秘密：他把保鲜袋套在头上，逼迫出汗，来缓解高反带来的剧烈头痛。
今年暑假，陶佳喜本来应该回内地休假，可当时正值拉萨实验小学申报国家教育成果奖的关键时期，他总是觉得不放心，便说通爱人来西藏团聚，他则放弃了休假机会。周末，校长冯兴娟严令其他老师：“谁也不允许让陶老师来加班！”可第二天冯校长来到学校后，却发现不但陶佳喜来了，他的爱人也陪着一起来了。入藏一年，陶佳喜的体重降了15公斤。
西藏是旅行者的天堂，但梁晓文却无心看风景。去年8月，进藏后的梁晓文老师担任了山南三高高三年级的班主任，整整一年，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晚上11点钟才回家，甚至和10岁的女儿也常常一个星期不能视频一次。梁老师觉得有些愧疚，但不觉得遗憾，因为他拥有了更多的孩子。来援藏的老师，大多都有一个藏文名字，梁晓文的藏文名字是学生给起的，叫扎西顿珠，意思是有智慧的汉子。但现在这个名字学生们叫的并不多，平常大家就直接叫老梁或者梁爸爸，甚至，还有叫梁妈妈的——质朴的藏族孩子总是把最亲切的称谓送给自己的老师。
一次放长假，梁晓文发现一个叫卓玛的女孩没有回家，却躲在宿舍里哭。一问，才知道卓玛因为家庭原因产生了辍学打工的念头。打电话，卓玛的父母听不懂汉语。他当即决定，我送你回去。一天半，转了四次车，他们才辗转到了卓玛的家。在与卓玛的父母进行了耐心沟通后，终于打消了卓玛辍学的念头。在今年夏天，卓玛考上了西藏大学藏语播音主持专业。今年，梁晓文老师所带的文科班，高考上线率达到100%，而去年，这一数字仅仅有19%。
上学期期末考试完毕，山南二高的吴成强老师完成援藏任务，要回去了。那一天，班里的孩子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献哈达、合影、唱歌，德庆益西为老师唱了一首《舍不得》，次仁拉姆则直接唱了一首《父亲》。现在，他和孩子们在微信群里还会经常聊天，孩子们有不会做的题，也会“毫不客气”地发给他。
去年秋季开学，在昌都工作的晋美将女儿晋珍从上海共康中学接回拉萨江苏实验中学读高中，在他看来，因为组团式教育援藏团队的到来，让拉萨的教育水平提升了一大截，和上海的中学差不多。“而且他们是带着责任和使命感来的，更是带着深厚感情来的，我们家长感同身受。”
“西藏不是镀金的天堂，而是千锤百炼的熔炉。”拉萨中学孙越老师的话或许能代表所有组团式援藏老师的心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00援藏教师，就是这撒向雪域高原的火种。事实上，由于各对口省市的援建周期不一样，到今年秋季开学，参加组团式教育援藏的老师已经远远不止800人，正是这些不讲名利、不畏艰苦的辛勤园丁，像一根根枕木，铺就了一条西藏孩子通往知识和人生彼岸的“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