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是山东的文化中心，历史上淄博的文人著述众多，成就极大，左思、段成式、王士禛、蒲松龄、赵执信等人，都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著作整理本较多。而有更多的淄博文人的著作，却只能尘封在图书馆、博物馆的古籍书库之中，普通读者很难见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编纂《淄博古代文献丛刊》，整理淄博文人的著作，将这些版本稀见的古籍化身千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首先，《淄博古代文献丛刊》的整理与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稀见史料。本次整理的淄博文人著作，有不少是非常稀见的版本。如明人杨梦衮的《岱宗小稿》只有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岱宗藏稿》只有天启四年（1624）刻本，由于杨梦衮晚年被贬官后极为悲观失意，不但不再保存自己的诗文著作，还毁掉了自己的书版，不求著述传世。所以，现在存世的杨梦衮的著作的印本传世仅有二三部，导致大量有价值的作品被尘封在故纸堆中。如《岱宗藏稿》卷三十三《封琉球国王议》对嘉靖丙戌年（1526）琉球国中山王去世，朝廷派陈侃等三百四十六人前往行祭王、封王礼，前后耗时九年，耗资数千金，折损人员七人，所以有人对前往封琉球王国的价值颇有微词，而杨梦衮认为：“海上之行，吾非不知其危且费也，顾费而不惜，危而不避，则国家之体然也。”从这篇文章中，可见琉球国王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和中国有依附关系或君臣关系，而杨梦衮认为不应该因为路途艰险、耗费浩大而废除，这种依附关系能够持续长达五百年，与杨梦衮这种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的大臣存在，具有重要的关系。《岱宗藏稿》卷四十、四十一中，杨梦衮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明代朝廷的忧患，不在辽左，而在民变，如《答潘亦式》云：“当今兵饷纷纷，海内骚然。为今之计，培养元气是第一着。如民穷盗起，中国之患不在辽左矣。”《答郭苍林》亦云：“辽事未知何年结局，兵饷纷纷，为海内重困，说者颇有剜肉医疮之喻。此是当今第一隐忧，比之虏患，尤为吃紧。”而对这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统治阶级并没有真正地用于辽左战事，“户部不敢问冒饷之兵，兵部不肯恤养病之饷”“百姓脂膏有限，乌能填满辽海”？（《答康味澹》）这些书信大都写于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杨梦衮对朝廷为了应对辽左战事而加紧搜刮百姓钱财的隐患洞如观火，后来明亡于民变而非亡于女真，而印证了杨梦衮的卓见远识。可见，明末只是分在对朝廷的弊病非为不知，但只能眼睁睁看着巨轮沉没而无能为力。又如《岱宗藏稿》卷二十二《十九友传》，收录了十九篇寓言体传记，都是模仿韩愈《毛颖传》的假传文。韩愈《毛颖传》的仿作，在宋明时期多达数百篇，也有不少论文对此做了专题研究，但几乎无人涉及到杨梦衮。其实，杨梦衮的《十九友传》不但数量最多，成就也非常高，忽略了杨梦衮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王祖昌集》中《秋水亭诗》和《秋水亭诗续集》在王祖昌在世时已刊印，而《秋水亭集拾遗》（内附有《王祖昌自传年谱》一卷）仅有抄本藏于山东省博物馆，本次将其整理并录入书中。经此番梳理，研究者就比较容易看到这些作品，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其次，《淄博古代文献丛刊》的整理与出版，为淄博当地文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地方文人文献是地域文化的生动注脚。它们以诗词、文章、著述等形式，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节庆、历史变迁，是地域文化传承的直接载体。如何世璂和王祖昌笔下的山川景致、渔业农耕，勾勒出淄博地域的独特风貌。整理这些文献，能使地域文化的脉络清晰延续，让当地人知晓家乡文化的根源与特色，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土文化特质，避免文化趋同，强化地域文化的独特标识，筑牢地域文化传承的根基。如《张象津集》收了大量书信、传记和考论文字，其中《答诸城李雨樵第一书》《答雨樵第二书》详细介绍王士禛著述的版刻情况，为后人研究王士祯著作及诗学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王文简公传》《何端简公传》《丹符于公传》等传记和墓志铭，是研究王士禛、何世璂、于崇勅、王心清、王祖肃、何殿魁及新城王氏、于氏、何氏的重要资料。《方言土字辨》反映了张象津时代口语语音的实际状况，是研究清代桓台及其周边地区方言的宝贵资料。《新城水利四议》对新城域内小清河、孝妇河、郑潢沟、乌河四条河流之利害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变害为利的途径，对当时的地方水利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杨梦衮集》卷十五中的《水灾记》对万历二十九年的淄博水灾做了穷形尽相的描述，卷十八《青城县志》志论，卷二十一《列女小传》，以及卷二十三至二十七中墓志铭、墓表、形状、祭文、赞铭中，也有不少对家乡父老、祖先前辈事迹的记载。从《何世璂集》中的文字可见，何世璂的一生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何世璂去世，当朝重臣受圣谕而为其所做的墓表、碑文和祭文等，由此可知雍正皇帝对其的眷顾及悲痛之情。《王祖昌集》中主要以诗歌为主，王祖昌的诗歌秉承“本于性情”“温柔敦厚”之旨，又能“自立崖岸，不寄人篱下”“不为声律所束缚”且“未尝墨守宗风，亦不傍他人门户”之变，于质朴与华美中达到了中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重视，不少地级市编纂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地方通史，如《扬州通史》《聊城通史》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淄博市已经出版了《淄博文化通史》《文化淄博》等大量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著作，《淄博通史》的编纂肯定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而《淄博古代文献丛刊》的整理与出版，将为《淄博通史》的编纂，提供众多宝贵的资料。

第三，《淄博古代文献丛刊》中还收录了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如张象津对《考工记》车制融会贯通，分列条目，解说古车各部件之名称、功用、位置与尺寸，纲举目张，对进一步了解《考工记》车制甚为有益。《离骚经章句义疏》把《离骚》的主体内容分为三大段，每大段又分为若干小节，解说大意，分析诗旨，对于我们深层次解读《离骚》很有帮助。《等韵简明指掌图》按照“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钩、歌”十二摄的顺序编排，同时又把“结”“歌”二摄合为一摄，第二摄与第十二摄均标为“歌摄”。《等韵十二摄圆图横图第一》《十二摄分开合四声图第二》《喉音有声无字之图》各图中，第二摄与第十二摄内容相同。这是张象津根据200年前桓台区域内的方言读音作出的调整，这对于清朝中叶桓台地区方言的保存和研究、韵图的发展和汉语史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著作都提升了淄博作为山东的文化中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此外，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当下，淄博地方古代文献有着显著的经济赋能价值。其描绘的古迹遗址、自然风光，经整理挖掘后，可为淄博旅游开发提供文化底蕴支撑，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旅游线路与景点；以文人IP为核心的文创产品开发，如书籍、手工艺品、文化体验活动等，能提升旅游附加值，吸引更多游客，推动淄博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助力淄博经济增长与文化传播协同共进。总之，《淄博古代文献丛刊》项目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事业，它守护着地域文化的灵魂，为学术进步、教育发展、经济提升架桥铺路，在新时代征程中，让地方文化绽放出耀眼光芒，融入民族文化的灿烂星河。

（作者：王培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