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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完的“曹剧”: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发布时间:2020-12-18 09:20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宋宝珍  编辑:杨冬梅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名噪一时的作品逐渐归于沉寂,而曹禺的戏剧却越来越凸显其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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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 新华社资料片

1910年,一个名叫万家宝的孩子诞生于天津。1934年,他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剧作《雷雨》(此前曾以此名发表小说),此后又创作或改编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优秀剧作,这些剧作脍炙人口,成为经典,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不仅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韩、蒙古、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语言,而且在各个剧院和中外舞台常演常新。其戏剧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剧、歌剧、京剧、地方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先后15次创演、复排曹禺的8部话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名噪一时的作品逐渐归于沉寂,而曹禺的戏剧却越来越凸显其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

曹禺是谁?以他23岁创作杰作《雷雨》的经历,他简直是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以他35岁之前才华横溢、此后便一直处于“正在写”而写不出的状态,他又是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例。曹禺曾经对给他写传记的田本相说,你要写我,先要写出我的苦闷来。

曹禺的苦闷首先来自家庭的氛围:他的父亲万德尊曾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这个学校出过很多中国军事名人,如蔡锷、蒋百里、阎锡山等,万德尊归国后曾任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无奈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黎元洪倒台,不足40岁的万德尊赋闲归家,在天津海河边上购置了一座西式洋楼,过起了寓公生活。

万德尊的第一位夫人年纪轻轻去世,曹禺的母亲嫁入万家,却在生下曹禺三天后因产褥热逝世。事业家庭皆不如意,万德尊便在家中聚集一帮落魄文人,人前他排遣抑郁,纵情诗酒;人后他歇斯底里,乱发脾气。曹禺的父亲、兄长都吸食鸦片,常常是在曹禺放学回家时,他们还沉睡未起,家中如坟墓般萧索、冷寂。

曹禺的继母是他生母的孪生妹妹,对待曹禺视若己出,曹禺一直认为继母就是生母。可是刁钻的女仆刘妈在与继母有了嫌隙之后,就故意告诉曹禺:她不是你的亲妈。童年的曹禺在知道生母已逝的那一刻,便内心悲戚,顿觉无所归依,从此那种孤独飘零的情愫萦绕他一生。在他18岁的旧历新年,家道败落后父亲突然病逝,除夕夜家家都在迎新纳福,曹禺却不得不向亲友报丧求助,当那些院落的大门被敲开时,迎接他的是惊诧、厌恶,那种寒冷令他发怵。

曹禺说“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仓促、切迫”,他的家庭和周遭发生的事情,都刻印在他的心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曹禺的写作来源于自我抒发的生命表达。

歌德说过,艺术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对于创作者而言,不仅耗其神思,而且劳其筋骨。抗战时期,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做教授,战火中的辗转奔波、教学中的劳心费神,让他的创作受到影响,他那如江水般奔涌的创作才思受到阻碍。

抗战戏剧风涌之时,各处都需要剧本,很多人向他催稿子,可是他一时半会写不出来,就对人家说,正在想,正在想。以致后来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真的就叫《正在想》。

他的创作起点很高,一直都在想着出大作品,出好作品。他在写作剧本《北京人》时,想着要突破自己,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艺术目标。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全力以赴,他居然躲到长江边上一条抛锚的江轮上去写作。三伏天的甲板上依然闷热,曹禺就打着赤膊,日复一日,挥汗如雨的地写作。江岸边上的纤夫们看到他如此辛苦,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写剧本。纤夫们感慨,总以为自己是苦人,原来写个剧本也是这么苦。

这一时期曹禺结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大家闺秀邓译生,邓译生后来改名方瑞,曹禺每写完一部分剧稿,就交给方瑞誊抄。方瑞以一手秀雅端庄的蝇头小楷,把稿子抄写出来,其中一部分手稿在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这既是珍贵的戏剧文物,也是艰苦岁月里他们用心血淬炼的艺术结晶。

曹禺渴望灵魂的自由,他笔下的人物是他灵魂的表征。繁漪“最雷雨的性格”里有对爱情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她想冲破压抑沉闷的周公馆,摆脱“最有秩序的家庭”当中最难忍受的被动服从,找到一片能够畅快呼吸的自在天空。

《日出》中的陈白露家道中落之后,成了大饭店的交际花,靠着出卖年轻漂亮的身体,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直到曾经的同学、她的痴恋者方达生到来,叫起她从前的名字,直到她感知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小东西的悲惨结局,她才终于明白,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世界里,她想在大饭店里找到苟且偷安的一隅是多么的可笑幼稚。她在肉体已经深陷泥淖之时,依然保持着灵魂自由的渴望,她用安眠药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却把自由的灵魂安放到阳光下的青草地上。

《原野》中的仇虎被复仇的意念所控制,然而复仇之后的归宿却是他向往的“金子铺地的地方”,尽管他也说不清那个地方在哪里,怎样才能到达。但是,在他的梦想之中,那里至少不会有焦阎王那样的恶霸,不会有人与人尔虞我诈、相互欺压造成的仇恨的毒芽。那里应该有一个像原始的“北京人”那样的生命,他不管制造了“死活人”“活死人”“活人死”的社会规约,他有足够的力量打碎一切桎梏,想爱就爱,想恨就恨,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创造力、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的人。哪怕历经苦难,到了生命尽头,也像《家》里的瑞珏一样,望着漫天的飞雪,依然相信“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

“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曹禺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雷雨》中曾经在德国留学、成为矿业董事长的周朴园,在他认为最有秩序的家庭里却制造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剧。《日出》中的黑社会头子金八从未出场,但是在他的打手黑三的蛮横中足见其势力强大,他要强暴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孩,一众恶人助纣为虐。逃跑的小女孩躲入陈白露的房间,陈白露看着她的满身伤痕,将心比心,软硬兼施,逼着银行家潘月亭搭救。可是金八略施小计,就让银行家垮台,让陈白露自杀。

《原野》中的复仇者仇虎,他家的土地被地主焦阎王霸占,他的父亲被活埋,妹妹被卖进妓院,他自己被污蔑为土匪关进监狱,他侥幸从转运犯人的火车上逃脱,生命的支点被复仇的情绪支撑着。残酷的迫害制造了他的悲剧,而他也成为新的悲剧的制造者。《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家》里的高老太爷、冯老太爷,他们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人,但是他们的封建家长制的道德伦理、男尊女卑的偏狭意识、霸道而虚伪、自私又矜持的行为,对于年轻的生命、尊严、向往仍然具有禁锢性和杀伤力。

从现实存在出发,曹禺对人类的弱点和宿命感到无奈、悲哀,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看到人的存在和人性内涵的丰富、复杂,对不幸的人们流露出深深的悲悯。因此,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形成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鲜明群像,他们不仅有生命的质感、人性的内涵,更有时代的烙印、哲思的韵味。

如果在社会中发现一个问题,就写一部戏剧,那么戏剧除了承载问题之外,便没有了艺术的旨趣。曹禺讲究的不是戏剧合不合局部的、暂时的意念之“槽儿”,而是讲究戏剧够不够人性的、美学的“味儿”。曹禺说:“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曹禺的戏几乎都没有确切的背景,要有也是十分模糊的。曹禺曾说,他不会像茅盾的小说《子夜》那样,在明确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对现实生活的内容做出逼真的再现。

他说写《雷雨》是在写一首叙事诗,既然是诗,就要有诗的韵律、意境、风骨、神韵,要有温柔敦厚的中国诗学之道,“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因此他描写现实却不拘泥于写实,他能在污秽中看到圣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表现对发展趋向的理想主义的憧憬。《日出》中漫天红霞里回响的雄壮的夯歌,《北京人》中愫方、瑞贞奔向自由的步伐,都是沉郁、幽暗背景中绚丽的曙光,是对现实生活的诗意化、寓言化的表达。

中国优秀的剧作家都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他们对中外戏剧广博的涉猎和高深的素养,如田汉、郭沫若、洪深、李健吾、杨绛,等等。曹禺的阅读兴趣很广,从戏曲剧本、古典诗词、小说,到外国哲学、美学等,再到古希腊戏剧、古罗马戏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他都颇感兴趣。他的戏剧里常常涉及神秘、原始、恐惧、梦魇,这些几乎是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意象。但是,他的戏剧叙事方式却是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他的戏剧结构很讲究,善于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悬念、有张力的戏剧故事,而故事当中,充满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和诗学正义,这也是他的戏剧被中国观众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戏剧与文学不同,仅有文本,它的存在形态只完成了一半,只有立在舞台上,才能焕发艺术的光彩。曹禺的戏剧培养了多位导演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艺术追求的向度里,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造诣。曹禺的戏剧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剧中那“金刚石般”掷地有声的艺术语言,浑茫繁复的人性内涵,爱到极致、恨到残酷的情感纠缠,还有戏剧情境所显现的哲学意味,让演员们在艺术创造中磨炼心性,提升水平。曹禺的戏剧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人们走进剧场与伟大的剧作家灵魂对话,与戏剧情境融通,除了感受曹禺戏剧的经典性,也间离了现代背景下庸常、匆促的人生。(宋宝珍)

关键词: 曹禺 戏剧 雷雨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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